阮波

  当下的中国在发生着巨大的变化，在这个多变的时代，人类共有的话题诸如城市与乡村、他乡与故乡、现代与寻根等一一凸显了出来。而目前反映乡村的纪实题材作品，通常以作者曾经生活过的故乡为描述的对象，对生养他们的那片土地和人民进行观察，致力于将各种文化融于一体，从而展现自己乡村故土在历史的重大转型期的人文画卷，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对整体乡村生活与命运的思索是有启发性的。

  较早的《一个村庄里的中国》利用历史细节来颠覆我们对乡村文化的固有观念；《中国在梁庄》则以现实为立足点，与后来的《出梁庄记》形成一条写作的线索与风格；以关键词结构而成的《马桥词典》更多的是从文学的角度；新近出版的《大国空村》则从新闻纪实与客观报道的方法留存历史底稿。不同的出发点、角度、风格之下，这一路写作都试图将城乡之间在文明化进程中的命运与文化现象作一种关照，关照草根生存的状况，力图做到有思想、有故事、有文化、有切入点，在作品中，我们看到的是真实可信的作者情感：由于生活的紧迫，乡村居民对故乡说不上有多爱，使离开成为一种理想；当理想实现之后，原来的生活终于成为一份“永远的怀念”。这份怀念谈不上多么高尚，可当现实展现赤裸裸的挣脱与挣扎时，情感逻辑趋于合理，生活中功利的再现使得作品的功利消解。生活的扭力在文字中呈现出一种哲学思辨的美学效果。在这一层面上，对于故乡与他乡的判断变得复杂而难分轻重，不得不说这也是一种调和，由于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才会这样牵扯不清、难分彼此。这种情感的矛盾、纠结，在《大国空村》所表现的现实与记忆中都是历历在目的。

 这一头——他乡，那些从乡下过来的人成了新城市人，也成了城市文化的创造者。他乡与故乡成为“圆融”的一体，在这个问题上圆融是比包容更准更新和更高的境界，剔除了本地文化在消融过程中那种居高临下的意味。
那一头——故乡是纯朴的，也是记忆中的传统。乡村居民对生命的态度既是乡村法则的也是现实功利的，生命中的凋敝和追寻使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从哪里来”，“往何处去”都身不由己，温度似乎与永远抹不去的痛感相连。

 历史长河中的移民们在大规模的迁徙与融合的移民浪潮与社会转型中，面对不可抗拒的命运之手，面对许许多多家族不可避免的解体与重构的考验，他们在想些什么？是对即将到来的新世界的惶恐抑或对新生活的无限期待？悠长的命运转折引发无数怀想，其间隐含着历险与漂泊这样一种深刻的的文化寓意，应该成为“消失中的村庄”的重要特征。中国当前特殊的历史语境使传统资源、民族文化、外来文明之间有着最大程度的整合，不同文化接触和文化冲突的频繁发生，对自身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的焦虑无法避免，形形色色的交往无论有无火花都昭示着异质文化的双方或多方可以通过寻找相互之间的文化契合点，来达成更多合作与对话的空间与可能性。改革的移民浪潮改变了许许多多乡村的文化生态圈，进而在城乡融合中形成文化共同体。时代为乡村生活打上深深的烙印，开放包容、和而不同，也应当成为城乡互动中最为突出的特点。

《一个村庄里的中国》、《马桥词典》、《中国在梁庄》在乡村纪实方向的开拓性写作，于之后的《大国空村》等同类型创作中得以绵延，使人们感念一个村庄时代的消失之余，也让人看到目前乡村纪实文学的一些特点：其间有着对过往乡村生活相对客观的描写和合乎逻辑的细节品质，平实的文字风格与主题、内容基本协调，但在情感的深度挖掘与文字的风格化方面仍有提升空间。对城乡的纪实写作不仅仅是记忆的复述、简单的不舍与怀乡，身份与经验都应该有更坚实的支撑，才能做到对生存状态的准确呈现与升华。而厚重感、深层审视其实正是这类型写作应当继续的方向，以下三方面值得深思：1、记录历史与价值思索；2、社会担当与悲悯情怀；3、个人抒写与理性提升。如何解决这一个问题的三个方面，在协调与平衡中也就接通了当下城乡互动中古老与创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涅磐生存之道。如何在历史的蜕变中，使城乡之间成为相互了解的最佳途径？如何从更感观的层面去抒写细节和情绪？如何在一个小的场域写出大的气场背景？如何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下，表达出尊重自我内心的写作姿态？如何令我们的纪实文学做到真正的自省，写出地域的复杂性和细致鲜活的人性，写出对于乡村问题的干预、穿透和对城乡文化的深层审视？而有分量地替沉默的大多数发声，应该是这类型的文学不可回避的核心问题。当我们不能在现实关系中正确地处理诸如时代巨变带来的历史性冲突时，是将一切交与超出冲突者自身的命运去摆布？还是在悲天悯人的情怀中唱尽那“一种繁华，一种兴盛的段落，一种身份的消失，一种文化的无法挽回……”。一段历史与一座乡村，一座乡村与里面的人，其实，每个人一生之中都免不了有一座这样的生命之乡，“乡愁”的“乡”是故乡，并不仅限于乡村范畴，在“乡愁”的问题上城乡之间并无二致，无处不在的乡愁由此成为人类共同的万古愁。

中国历史进程下的文化自觉、农村与城市的对比视角、游子的视角，我国当下乡村纪实题材作品都尽力地给予了同步呈现，以图准确地表达历史，让作品更接地气、更形丰满的同时，也有值得相关社会学研究的东西。我们如何在一个历史的大背景下考量乡村命运，始终还是与“人性”相关，注视“逃离”与“回归”形成的张力与美感，寻找城镇化进程中乡村意义的延伸与传承，是解决中国目前城乡问题的心态、良方、切入点。狄更斯的《双城记》、马克吐温的《镀金时代》还有《了不起的盖茨比》等等作品都是在见证一个时代的重大转折，纪实作品与小说作品对时代的反映自不相同，但如何借鉴小说创作的深刻、透彻，与纪实自身的力量相结合，为时代作出伟大的记录，是读者未来期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