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战不如商战（修订稿）

——记郑观应

艾云

一、

1877年10月的一天，郑观应从赈灾公所返回住处。他没有像往常一样先进书房，而是走到庭院散步。

院子的苗圃里种着很多香蓼，空气中弥漫着甘冽而又清朗的味道。

郑观应蹲下来，但见它茎叶细长，绿色顶端是狭翅形状，粉红色花穗在干风中飘落了一些细碎的花瓣。多天的干热无雨，这种植物居然还没有枯萎，可见它有多顽强的生命力。郑观应顺手采撷了一些扎成小捆，准备晾到后院。他粗通药理，知道香蓼可以理气健胃，并且可以治风湿止疼痛。拿它煎水代茶，喝了会感觉舒服。

太阳还没有落下，它照在树上、墙上，好像镀了鎏金。抬眼望去，西边的晚霞发出紫嫣红和桔黄色的光泽，天空如幻梦一样，漂亮得不真实。正是这晴好的天气，给北方许多省份带来严重旱灾。

1877年开春，天就旱着。山西、河南、山东、直隶等地，麦子颗粒无收；秋作物也是空无一粟。靠天吃饭的百姓全无存粮，饿死人的现象已经很普遍了。天灾是个原因；另外就是，英人向中国输入鸦片屡禁不止，于是朝廷中有人建议：与其这样，不如干脆我们自己种植。许多产粮省份开始种植罂粟。逢到灾年，这些地方即使未遇干旱，却也拿不出粮食赒济灾区。人需要一日三餐，挨不过一周，闹饥荒的人就会饿死。春天两季绝收的晋豫鲁直饿殍遍野，许多地方开始出现人吃人的惨景。长江三角洲的江南虽也较之往年旱情严重，但大致还过得去。这里素有江南粮仓之称，有些储备。

灾情发生以后，郑观应先是和经元善创办赈灾所，办公地点就设在自己家；后来，徐润、盛宣怀又加进来，另辟它处成立赈灾公所。郑观应组织筹赈，并且带头捐巨资。他的母亲临终前还立下遗嘱将自己的1000两白银捐到直隶。

筹得银两然后买粮食运往灾区，这是一件很麻烦的事。北方不通航路，又无火车，地面运送险情频频。如何面对突发事件，这让一向很有办法的郑观应煞费苦心。还有一件让他很乱心的事是，自己与英太古洋行的合同即将到期，太古方面欲以续签，而唐廷枢和盛宣怀则是竭力说服自己归于他们正在办的招商局。如何抉择，这让郑观应十分为难。

郑观应像个北方老农一样蹲在地上采摘着青蓼，他要让自己紊乱的思绪平复。过了一会儿，他站起身来折回书房，坐在那里闭目养神。

说是养神，却是往事一幕幕在浮现。回想起来，自己从家乡广东香山县来上海已经差不多20年了，时间过得真快。

1858年，科考未第的郑观应不想再把精力放在寻章觅句的科举考试上，他在叔父郑廷江的引荐之下去到上海，到新德洋行当学徒。这一年，他16岁。1859年，他转到宝顺洋行。不久他独立到天津办差，年纪轻轻已表现出有头脑、会办事的出色能力。自津返沪，他即掌管洋行丝楼兼轮船揽载。1873年，他已升任太古洋行轮船公司总买办。

多年在洋行干事，郑观应耳濡目染的是西人少耍嘴皮子、多干实事、理性决策的经验主义和常识能力。他任买办，除了一口流利的英语可以与外商交流沟通；在工作上，他力求用人得当，加速船运周期，降低能源消耗；并且多揽客货等等，他为太古赚了不少。

1877年底，他与太古的合同就将到期，老东家已经在竭力挽留中了。

正想着，家人进来说，盛宣怀大人来府上拜访。

郑观应一听，连忙出外迎接。

见面揖礼。

夕阳的映照下，这两个年轻人看起来都十分俊雅。他们都穿着中式衣衫。但见盛宣怀身着紫绛红本色团花锦锻长袍，外加洒金咖色对襟丝绸上衣，脚蹬黑色圆口软底布鞋。他今年33岁，干练、挺拔，又有着江南人的彬彬儒雅。他身材修长，皮肤白净，一双眼睛调皮而旷达，他整个给人的印象是风流倜傥却又成竹在胸的不凡气宇。

年长他两岁的郑观应比较盛宣怀的放松舒展，看起来会显得有些沉郁顿挫。他面颊容长，一双眼睛如望断秋水那般，在忧伤的底色里透着仁慈与果断。他身着深色靛蓝绸缎夹袍。因为在家里不太冷，他没有穿外褛。

礼毕，盛宣怀便开口道：“世人都知广东人会煲靓汤。今日天干热燥，我是不请自到，特来兄长贵府讨得一口汤喝，清润嗓子。”

“太好了。盛大人能来寒舍，实在令蓬荜生辉。观应欢迎不及。”

郑观应嘱家人赶紧去备晚饭。两人先到书房喝茶聊天。

郑观应情知盛宣怀找他一定有事相告。

望着满柜的书籍，盛宣怀言道：“兄长真是博览群书，学问到家。平时已经繁务在身，又能抽暇阅读书写，实乃为弟楷模。”

郑观应向他敬茶，然后摆摆手说：“见识粗陋，盛大人还要多加指教才是。”

盛宣怀又说：“兄长登在《申报》上的十几篇文章我都看过，其鞭辟、其犀利，启人思索。”

郑观应想起来了。自己多年以来有写随笔札记的习惯。每每触景伤情时，便将所见所闻付诸笔端。

后来，《申报》创刊，郑观应便将其中文字修改后投稿，不想竟有十几篇文章在这上面刊出。这大大鼓舞了他的写作热情。

话说《申报》的创办者是英国商人美查。他一直在上海经营茶叶和布匹。后来生意不好做了，他联系另外三个友人，筹得银子1600两于1872年4月30日创办《申报》。这张报纸主要是办给华人看的，它务求新闻的真实有料略陈时弊，内容丰富，颇得读者追捧。这张中文报纸，是中国报纸的开端，办了77年，直到1949年5月27日停刊。

郑观应没有想到，自己在1874年前后在《申报》发表的文章，竟然会被盛宣怀看到，并得到他的称赞。

他说：“当时所写的文字大都稚嫩，署名杞忧生，也是杞人忧天吧。”

盛宣怀道：“不是杞人忧天，而是危急迫在。观我中华，一直内忧外患不断，有识之士的思考，才可促人以醒觉，否则真也救无可救了。兄长做的正是此等大事。”

郑观应说：“我已将多年所写文稿整理成册寄给旅居香港的王韬先生，希望他能提出批评建议。我很敬佩他有世界眼光。用这种视角再看中国问题，就不乏真知灼见了。”

盛宣怀说：“哦，王韬的文章我也看到过，知他在香港办《循环日报》，并任主笔。他漫游欧洲，所有游历都记叙着当下观感，一路比较，发人深省。待有机会，真想一睹这位先觉者的真容。”

正说话，晚饭已经做好。

先上来的是汤水，猪展肉炖虫草花。打开白色磁盅的盖子，但见橙红色的汤汁，清亮透明；喝上一口，果然润泽如怡，口舌生津。

郑观应咂了一口，说：“此汤可养肺气，消咳祛痰。这是岭南人常喝的汤水。”

盛宣怀说：“真乃靓汤。以后真要多来府上品尝各色汤水。”

盛宣怀说的是心里话。他很愿意与郑观应交往，他觉得郑观应为人正派，气质不俗；且头脑清晰，才华横溢。关键是，他与郑观应好像是前世修来的兄弟，在一起感到舒服、放松。办赈灾的这段频繁相处，更让盛宣怀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官场上，他还没遇到让自己如此想亲近的、无拘无束的友人。

郑观应已察觉到盛宣怀对自己的友情。他心里很感动。他也是非常欣赏他。男人之间，性灵相交，便从此是金石之谊了。他们的友情从此维持了40年。

说来，郑观应与盛家并不陌生。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早年一见郑观应就很喜欢这个稳重笃诚、知道进退、斡旋自如又不卑不亢的年轻人。盛康是进士出身，曾任布政使，又是李鸿章的至交。他一个官运亨通体制内人，能如此欣赏郑观应，可见郑观应留给他的不是一般印象。郑观应也以世侄身份相待。盛康曾经在盛宣怀面前多次讲到过郑观应的人品与才干如何好。

有了这层关系，郑观应和盛宣怀之间少了试探，自然距离一下子拉近了。他们不仅是友情，他们之间还有重要的事情要一起合作。19世纪60年代太平天国被剿灭以后，朝廷中的有识之士自然将洋务运动摆到议事日程去考虑。朝廷要臣李鸿章已说动了慈禧太后搞改革。改革需要深谙商业规律、不事虚浮、踏实诚恳之人参加进来。如果是办实事而不是玩面子，人才是硬道理。盛宣怀的父亲盛康与李鸿章是至交，盛宣怀随李鸿章剿灭太平军，鞍前马后，勇敢而又有头脑，是他的心腹。作为李鸿章幕僚的盛宣怀，接触郑观应之后，深以为这正是他今后将要倚重的人。盛宣怀正在开办实业，他需要有清醒理智之人可以商量沟通，需要在办实业方面拿出实绩的人可以运筹操作。当然，个人的禀赋气质也须与自己对劲儿才好。盛宣怀为郑观应身上狷介而变通、缜密而宽容的独特气质倾心。此言不虚。郑观应，在做了太古洋行的总办以后，那是有勇有谋，业绩显著。原来太古只有三艘旧船，盈利一般。他上来以后，定约十条，深谙规章制度之重要。后来太古与美洋行旗昌争衡得手，逐年增加船艘，获利丰厚。

盛宣怀想：这是一个商业奇才，又是一个情深意重之人；于公于私，我都想与他成为至交。

晚餐两人喝的是广东红米酒。

郑观应说：“承蒙盛大人不弃来此敝居。我先敬一杯。岭南历来被称为瘴疠之地，宋代时民众已懂酿酒技术，以酒驱湿。我来上海多年，仍习惯喝红米酒，今以家乡酒表我心意。”说完，他喝完一小盅。

三盅过后，盛宣怀道：“白天在赈灾公所，不便讲话，今来兄处，是恳请为兄再考虑一下来招商局的事宜。你知道，近来我运道不佳，已不大过问招商局的公干。即使我暂时离开，却心仍牵记。毕竟这是自己一手一脚打出来的天下，不忍前景黯晦不明。”

郑观应知道盛宣怀不久前遇到了麻烦。

美商旗昌公司在竞争中倒闭，盛宣怀他们的招商局予以收购。在操办中不免有违规之事发生。盛宣怀遭朝廷御史弹劾，说他收受回佣。盛被迫离开招商局，三年不得过问公事。

招商局是北洋大臣李鸿章一手操办起来的，以做轮船生意为主。推行洋务运动的李中堂一门心思想要发展民族企业。1872年，李鸿章先委派朱其昂筹办，朱为朝廷官僚，办事不力。待到1873年3月正式开办以后，李鸿章又将当时非常有名的两个买办，即怡和洋行的唐廷枢、宝顺洋行的徐润拉了进来。不久，李鸿章又增派盛宣怀出任会办。招商局不久就有盈余，从最初20万两银子增加到100万两。招商局是李鸿章的一块金字招牌，当初朝廷上下的守旧派和顽固势力都视现代工业企业和大机器为奇技淫巧，洋务派诸人被攻讦，认为他们是“以夷变夏”。如果招商局不倒，就是对这些人的有力驳斥。

眼下，盛宣怀对自己目前的窘境并不十分担心，他挂虑的是他短暂离去的后来，招商局可能会前景不测。

郑观应没有立刻答话。他知道，官办企业最大的问题是权与利不分。人并不都是道德至上论者，企业若是机制不健康完善，总会派生出许多复杂难辨的事情。

沉默了一会儿他对盛宣怀说：“盛大人的难言之隐观应心里明白，一切不愉快终会过去。”

盛宣怀说：“兄长懂我。我个人进退只是一时，但招商局的牌子不能倒。我今次来找兄长，正是想让你到招商局扛起这副担子。”

盛宣怀的这番话并没有让郑观应十分惊讶。虽说招商局是国有企业，但它一旦以利润、财富增长为要义，就必须要遵守商业规律；否则，就不能维持。在体制内的人一般不做实事只做虚事。务虚时可以将道德的口号喊得山响，但让这些人干实事真不成。李鸿章办招商局，盛宣怀做会办，他们逐年意识到在商言商的基本常识。而自己，能为他们信任，这是观应为之感动的。可是，一时半刻，自己怕无法断然离开太古。这里边让自己犹豫的原因真是很多。

郑观应先喝了一口米酒，然后言道：“承蒙盛大人如此信赖，观应感激且感动。但还得容我再做思量。太古老东家待我一向不薄，我自己在那里也前前后后干了很多年，很多东西真是无法一下子斩断，恐怕还得假以时日。但盛大人美意，我没齿难忘。”

盛宣怀知道郑观应是个说话算数的人，能答应的自然会爽利答应；若是犹豫，也自有其理由。

他赶忙说：“招商局的位置始终虚位以待，等着兄长与我共创一份前程。兄长一向笃厚，不想辜负于人，更让宣怀钦佩。”

郑观应说：“接下来不管结果如何，但我们鼎力相助，共同发展自己民族工商业的决心不会改变。”

两人都有些激动，起身碰杯，一饮而尽。

二、

送走了盛宣怀，郑观应也走出家门，他想在走动中清理一下有些纷乱的思绪。

不知不觉中，他就顺道儿往黄埔江边走去。

沿着江岸，外滩这边，已耸立起不少外国洋商盖的西洋风格的三、四层楼房。郑观应发现洋商很喜欢用石头砌外墙。石头是永恒，外国人瞅准了远东上海的这块宝地，是下决心要恒久地待下去了。

这一片，是自己曾经供职的宝顺洋行大楼。宝顺洋行是最早在上海签订租地协议的外商。顺着宝顺洋行下来，接着是中国海关、华记洋行、李百里洋行及仓库。外国画家蒙泰尔多在自己的画作《外滩：1849》已有描摹。

郑观应在想，有时历史发生的事情真是吊诡之极。1840年对英国的鸦片战争失败以后，1842年签订了《南京条约》，同意中国五口通商。那结果是除原来一口通商的广州之外，另外将厦门、福州、宁波和上海也一并开放成对外门户了。上海是发展最快的一个城市，1843年她正式开埠以后，因其有内陆又有沿海的双重优势而迅速崛起。

她已追赶了广州，并且超过的势头很猛。一口通商时，唯广州一个港口。海上贸易，无论内陆还是国外的船艘，必须要绕远道在广州港交易，才能运往各地；上海开埠，她在长江流域。这里，比广州的珠江更辽阔更宽广，有天然的优势条件。如果不是这样，自己也不会背井离乡来这里当买办。

来上海将近20年了，眼睁睁看着她的日新月异。

夜色沉沉中，洋楼里闪着值班室的灯光。通衢马路上已经装有了照明的煤气灯。说起照明的灯光，郑观应可以说是比较了解它在上海的发展经过。

1864年秋天，成立了一年多的大英自来火行制成了煤气灯，先是在高易洋行与其它洋行试用。因为它要铺设管道，上海的清廷要员不同意，认为是邪火。后来，他们免费在几条马路上安装路灯，因为它的方便，人们才渐渐了解它习惯它。人们称它为自来火。有市民凑到跟前欲以去点燃烟卷。1864年年底，法租界仿照英租界开始用自来火，也就是煤气灯。1868年初，苏州河北岸的美租界的屋宇和大多数道路上都装上煤气灯。瞬间，从街道、洋行；到行栈、铺面、茶馆、戏楼、夜市和居屋，普遍使用了方便而又安全的煤气灯。从此，上海的夜色璀璨，充满着现代的光晕浮景。

郑观应不得不承认，洋人这种敢于尝试敢于创新的精神，才让他们在世界舞台扮演起了重要角色；相比较，老大帝国的中华在蹒跚与犹疑不前中已经落伍了。

他移过视线朝黄浦江望去，黯幽幽的江面很少有船驶过，江水发出一线线银白色涟漪。靠近外滩的江边，停泊着许多高大的轮船，这都是外国轮船公司的机动船，其中也包括自己供职洋行的船艘。

越过江面往更远处眺望，对岸的江畔停靠着一些蓬船。这些江上渔民，他们平时驾小船靠打捞为生；时而也会到岸边卖些鱼虾。他们在岸上无房无所，小船是他们全部的家当和活动范围。眼下，船仓里点着油灯，远望星星点点。古诗中有：“江枫渔火对愁眠”的句子，看着眼面前的景况，真有一种愁绪而撩人的意绪了。再远处的岸上，但见散落着一些低矮的棚户，窗口隐约透着微弱的灯光。

有灯光就有家。一个人要有家，有小家，即家庭；也要有大家，即国家。郑观应何尝不明白，整个的国家变好了，个人才能生活得好。

夜风吹来，他感觉到凉意，将身上的夹袍裹得紧了些。

刚才盛宣怀的那番话让他沉思，也让他陷入对往事的回忆中。

1858年，他在家乡广东香山考童子试不中，父亲郑文瑞对他说：“你不如到上海投奔你叔父学习经商，将来也能养活自己。”

当时的广州和上海都是通商口岸，买办是个很时髦的职业。叔父郑廷江和宗兄郑济东，还有香山县许多同乡都到了发展迅速的上海当买办。买办，就是凭借自己通晓外语的基本功，在外国洋行受雇，协助其在中国进行贸易活动的中间人。这是中国最早的经理人。

听闻父亲这么讲，早就想外出闯荡的郑观应觉得正中下怀。不日，他便启程去到上海。

他先在叔父任买办的新德洋行落脚听差。一年后，他又在亲友引荐下到上海一流的英商宝顺洋行。他聪睿早熟，知道一切都要打好基础。平时办差，他博闻强记；晚上，又和广东同乡梁纶卿到英国传教士傅兰雅办的英华书馆的夜校学习英语。

办事果断很有经营谋略的郑观应日益显示出自己的才能，他在上海已站住了脚。宝顺洋行因故停业以后，他又受聘为太古轮船公司总经理一职，并兼管账房、栈房上的许多事情。

太古轮船公司在郑观应操持下逐年盈利风头正劲。

夜风吹来，有些凉意，郑观应把夹袍裹紧一些。他的思绪仍然活跃。

他想，必须得承认，正是在外国洋行干事的这些年，才知道自己有多少能耐可以得以淋漓发挥。在这里，他们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以创造利润为要的商业单位，必以实干者为用，巧言奸佞者不会被欣赏，只会被淘汰。而自己非常习惯这种做事风格。外国洋行的待人接物、价值观念甚至日常生活习性，郑观应也觉得正合吾意，

是的，粤人已在上海闯出了一片新天地。晚清时期，唐廷枢、徐润、郑观应和席正甫并称为“四大买办”。这四个人中前三人都是粤人；唯席正甫是苏州人，他是英商汇丰银行的买办，一直干到终年。故王韬有言：上海买办，半数粤人。

粤人到上海做买办有历史原因。上海开埠后，凭借更加开阔延伸的海上通航，温煦宜人的气候，风调雨顺的江南粮仓，让外国商人与投资者纷纷驻扎这里。短短时间，它已从一个昔日黯淡无光如普通蚌壳般的小渔村，迅速成为远东地区极具吸引力的一颗璀璨明珠。当初在广州经商的洋行迁徙上海，粤人也跟随而来。这正是粤人买办居多的原因。粤人买办又以香山人居多，是谓“香山买办”一称。后来，江浙人做买办的也多起来。

郑观应转身向浦江西岸望去。那里已经建成和正在建筑许多西洋风格的楼房。这是外国金融、贸易和办公大楼。那坚固的花岗岩外墙，石砌的壁面，不惧栉风沐雨，郑观应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但是他不得不承认，洋行中人的行事风格是中国人不得不服的。粤人之所以能够干下去，能在上海站住脚，可能正源于广东历史渊源中的开放精神。最早的通商口岸，培养了一种商业精神。这就是为人诚恳、不务虚名、脚踏实地、可得信赖。

自己能否接受盛宣怀的邀请，断然离开太古而转投招商局？自己能否适应国有企业，这不得不深思熟虑。

郑观应首先觉得自己提出离开太古，这真是张不开口。他和太古的英方总理冷士唯私交非常好。冷士唯穿戴合体而儒雅，是个典型的英国绅士。可他又很会经商，头脑灵活，为人笃厚。冷士唯对郑观应的才干和人品很敬佩，他们的意见总能达到一致，相处起来十分愉快。再说，太古洋行对在本行工作的买办也不禁止他们有自己私下的生意。在上海，所有买办都有自己的买卖，只要这些生意与洋行业务有关联性，他们不但不阻止，还鼓励去做。比如郑观应就与人合伙经营茶栈以及轮船公司的业务。郑观应不是空中之人而是现实之人，一家老小妻妾儿女都要他去照拂，一睁开眼，就要开支，他得有钱应付，才能让日子转动下去。这不，第三房妾室已怀胎十月，马上就要分娩。眼下又需要一笔不小开支。在太古，他的经济有保障；若是离开，真是前途未卜。

当然，他有着强烈的民族责任感，希望祖国富强，自己可以为民族尽一份力量。这个信念，他从来都有。

夜色中的黄浦江，在隐隐绰绰的灯火辉映中，那些闪闪烁烁的涟漪层层卷叠着、推涌着。郑观应停下脚步。

他何尝不知，上海，这条长江内河航线，几乎是中国经济的命脉。上海往北，一路连云港、青岛、天津、直至大连；往南走，宁波、福建、汕头、广州，又至香港。江水上游，又可抵南京、武汉、三峡、乃至重庆。自己的家乡广州港之所以衰败，正和地缘有关。从广州到上游只是西江，连着广西、贵州和云南，这些尚是未开发地区，都不是经济腹地。当前上海之重要，明眼人谁都可以看出来。英国人长期以来在世界上都有海上霸权，他们当然也想在中国拥有内河航运权。如果中国人不警惕，下一步真的很是让人忧怵。李鸿章、盛宣怀筹办轮船招商局，也是深谋远虑之举。

如今，盛宣怀诚邀自己到招商局，这本是报国之应份之事，可是，可是……眼下，真不敢轻易答应。郑观应犹豫之极。

已是半夜，郑观应溜达着，又原路返回住处。

此夜，他几乎无眠。

次日，郑观应很早就到太古洋行上班。他坐下来，刚刚沏上一杯茶，冷士唯便推门进来道：“郑先生，岁尾将至，我们商量一下明年的工作计划可好？”

郑观应一怔，他没有想到冷士唯这么早就与他谈这个问题。他随即说道：“冷先生，你知道我与太古签约的合同年底就到期了，明年之事……”

还没等他说完，冷士唯就答道：“续签合同已经拟就，只等郑先生签字便是。你是太古的功臣，太古离不开你。”

“可是……”郑观应有些嗫嚅。

“郑先生，我们共事多年，情同手足知根知底。若有何为难之处，不妨讲来。”冷士唯何等聪明之人，他已看出郑观应有心事。

“听冷先生这么讲，我也不妨直言。日前，朝廷要员盛宣怀大人找了我，想让我到招商局。我因不知太古的态度，也就没有给他明确答复。于今听你这么一讲，我至少已经明白老东家的美意，也明白了先生对我的厚谊。太古对我一向不薄，正是在这样如此宽松舒展的环境中，才让我个人绵薄之力得以悉数发挥；否则，我仍是困涸短视之人。观应对太古的栽培，永志铭记。”

冷士唯何等聪明之人，他听郑观应讲这么长的一番话之后，一定要说转折语了。他不动声色，且听郑观应继续讲下去。

果然，郑观应又言：“可是讲实话，我对盛大人的相邀也无法搪塞。你也知道，招商局是清廷全力打造的一个企业，他们抛出橄榄枝，我若是不接话茬儿，也说不过去。眼下，我正为此事发愁。”

郑观应说的是心里话。自己是中国人，看到自己国家的政府有发展民族企业的决心，他心里当然振奋。

冷士唯道：“先生考虑是情理之中。谁都会对本国前途有所牵挂，我们每个人都脱离不了这个前提。只是招商局已有唐廷枢、徐润二位大人加入，先生可以规避，以委婉之语回绝便是。再者说，太古目前实在是离不开郑先生这样的人掌舵把航。”

郑观应给冷士唯斟上一杯茶水端上，言道：“我多年浸润其中，与太古已是共同一体，岂不知太古对我的提携与信赖。可是，眼下日本正在搞明治维新，一派热腾。一水之隔的中华，已经嗅到挑战之信息；朝野上下，已有不少有识之士发出富国富民之舆论，举国皆有变化在即的气象。”

冷士唯知道郑观应讲这番话不是要挟自己。他们共事多年，郑观应忠厚稳笃，不会漫天要价就地还钱，没有市侩习气，也不会藏着掖着。他看中并且敬重郑观应的，正是守信用、遵理性的气度。

况且，冷士唯何尝不明白日本将是英国在华利益的潜在威胁？他知道，日本人搞维新仅仅十年，已是风生水起，并且创造了经济奇迹。这是个狭长岛国，眼下正顷全国之力，努力打造现代化的海上舰队。他们欲以在海上称霸的企图不是没有。他们与中国邻近，自然也会盯视这个曾经的老师，现如今却是举目维艰的古老帝国。日本人的军事战略布局尚不清晰，但对庞大的中国市场他们不会放任不要。日本人若要染指中国，英国的在华利益势必减损。

冷士唯接过郑观应递上的茶水，慢慢品咂，暂时没有说话。他想，微妙之时，英洋行现在要清醒面对客观情形，必须要守住自己已经开拓的事业，再图谋发展。再则说，此时，也需与清廷相关人员搞好关系；这样，以后遇上什么麻烦事，也好有一条便捷的沟通渠道。在自己任上，一定不能放郑观应离开太古；有他在，自己心里才踏实。他脑子突然闪出这样一个念头。

他沉吟片刻言道：“郑先生，只要我在太古一天，就绝对不会放你走。你若不离开，我们可以找个两全其美之法，你看可好？”

郑观应没想到冷士唯用这种诚恳回答着他的试探。他明白，英国人为什么总是能在生意场上赢胜的根底了：那就是务实，摆脱虚门假饰，以合宜、以真实的结果为要。而自己呢，人家已经给了你足够的尊重，也不能再端架子了。他也将自己想好的办法讲出来：“承蒙冷先生及太古如此看得起观应。我们之间一向实言相告。你看这样如何，招商局正在初创阶段，急需见到实效；而我们太古这方面也不必与他们代表政府的企业搞僵。大度一些，在随后的日子，我们不与招商局正面竞争，大家干脆签个齐价共赢的协议，这样双方都有利润收益。”

冷士唯静静听着。郑观应继续言道：“招商局的航运业务与我们太古有很多地方并不冲突。他们要做国内政府管辖的相关生意，我们根本也插不上手。若是太古直接表明齐价共赢的姿态，招商局方面肯定会感到欣慰。如此，大家相处起来，会更加流畅顺遂。冷先生所说的两全其美之意是否包括此一思路？”

冷士唯听完郑观应讲的这番话，句句在理，也正中下怀。他说：“我们就这么办。你仍留在太古；大家互不争利，齐价共赢。这正是和气生财的生意正道。”

冷士唯绝对不想得罪中国政府。英人何不明白，自己吃肉，也要允许别人喝汤。自己在中国办公司办企业有得赚，也不能不考虑开始崛起的中国经济之发展走势。双赢，是目前最好的出路。冷士唯相信郑观应是个君子，他说过的话一定会兑现，他有令人信赖的人格魅力。只要他不离开太古，公司一切照常运转，就非常令人放心了。

三、

盛宣怀接到李鸿章让他到府上相叙的信息，就急忙赶去。

穿过李府的前厅，向后院走去。一路上，他看到这个府邸真是漂亮。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庭院，由美国建筑师罗杰斯设计建造。其风格是将西洋宫殿与中国江南园林结合一起。这一切看起来如此令人赏心悦目。

庭院里栽种着许多树木。低偎在路两边的有灌木，也栽种了不少的紫藤和丁香。丁香最多，紫丁香开着茵茵紫花，贵气冷凝；白丁香淡雅芬芳，清沁宜人。这是1880年的深秋，丁香花仍幽幽开着，只是有些已经凋谢，地下飘散着白色与紫色花瓣，落英缤纷。盛宣怀知道李中堂尤喜丁香的缘由：他的爱妾就叫丁香。这里有一座三层西式楼房，就叫丁香花园。

说起丁香，他想起唐代诗人李商隐的那句诗：“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

盛宣怀自己是喜欢芭蕉的。那硕大的绿叶，浓烈的红花，正合着他有些浪漫的天性。

正想着，便见园中有湖。过九曲桥，就到了李鸿章的藏书楼“望云草堂”。

他依世侄身份拜过中堂大人。两人在书房喝茶聊天。李鸿章说：“出外经年，可我仍然习惯喝家乡徽茶，我们今天品尝一下六安瓜片可好？”

“那自然好。”盛宣怀知道李中堂今天有了雅兴。六安瓜片是贡品，慈禧老佛爷常喝的茶。

侍者沏好茶以后退去，二人慢慢品咂。

这是单片茶叶，不带梗芽。泡出的茶水是色泽宝绿，清碧起润，喝上一口，顿觉香气清高，袅袅如兰。

盛宣怀不觉赞道：“好茶！”

喝了两盅茶，李鸿章言道：“天已入秋，人也感觉清爽下来。宣怀，不知你近段可否有空陪我到天津走一下。”

自1879年起，盛宣怀就兼着天津河间兵备道一职。听李鸿章这么一说，他赶紧答道：“这本是我份内工作，能陪中堂大人去津，是我的责任。”

盛宣怀何不明白，在许多关键的地方关键的问题上，李鸿章都对他信任有加。他对李鸿章也是除忠诚之外，还有钦佩和敬重。

李鸿章又说：“今年7月我奉请朝廷创办天津水师学堂，不久即已批下，我准备前去天津大沽口察看一下船坞的选址和斟办，届时你与我同行。”

“好，宣怀随时准备。”

早在两年前，盛宣怀就陪着李鸿章前往大沽口炮台察看。如今朝廷批准创办船坞，这个动作是更大了。

在朝廷要员中，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海防派和以左宗棠为代表的塞防派的争论一直未停。李鸿章与左宗棠两人存有宿怨。当初在与太平军作战时，李鸿章不攻金陵，怕染指南京被认为抢功得罪自己的恩师曾国藩。李在苏州按兵不动，却又掉头攻入杭州。这一下子惹恼了闽浙总督左宗棠。他上奏朝廷，说李鸿章是“越境立功”。从此，两个人一辈子结下梁子，成了死对头。

又加上1873年左宗棠任陕甘总督时，他欲率8万西征军收复新疆。主持洋务的大臣李鸿章却将大量钱款投到北洋水师的筹备上，未能批给左足够的军饷。若不是胡雪岩帮忙，左宗棠无力征战。却正是这一役，左宗棠收复了除伊犁地区之外新疆全境，立下千古功业。

李鸿章不服气。正是这一年，他全力开办招商局等国有企业，为的是赒济海防所用钱款。他要用事实证明他的海防论是正确的。

李鸿章接着说：“明代的朝廷，面临的是边塞危机；但是现在，中华则来自海上威胁。第一次鸦片战争是英国人在海上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又是英法在俄德支持之下在海上发起。我们输得很惨。”

说到这里，李鸿章眉峰蹙紧，神情凝重。

盛宣怀道：“西方列强，面对利益，面对中国这块肥肉是垂涎欲滴，全无任何普世道德价值可言。”

李鸿章又说：“不仅来自这几个国家的觊觎，新近崛起的日本，更是要加以防范。”

盛宣怀何尝不知，1859年还是在德川幕府时期，日本就已经派兵台湾，他们早就眼馋台湾的资源。这样的公然挑衅，结果却是清廷要给他们赔偿白银，此事才做罢休。

1871年以后断断续续几年日本又对台湾做着手脚。明治维新以后日本国力更强，对台湾的企图也是更甚。1874年5月17日这天，他们从长崎出发，22日登陆台湾,遭台湾反抗.有所伤亡的日本人，却成了受害者。清廷在同年10月31日缔结的“北京专约”中，却是屈辱地称他们是“保民义举”,同意付遗族10万两白银，日本才从台湾撤兵。正是此刻起，日本片面地理解为中国政府对琉球属日的承认。

后来，沈葆桢作为钦差兼办台湾海防事务大臣驻扎台湾，李鸿章与沈葆桢的交情也从此开始。

想到清政府在国际事务中的被动、屈辱、挨打，两个人都心情沉重。

李鸿章拿起茶盅的盖子轻轻拂动着茶水上边的茶叶。盛宣怀知道他想安静，一时间，两个人沉默下来。

李鸿章记得，从自己初懂世事起，清廷似乎总难平和。只说那皇帝，却都是命数不济。1831年出生的咸丰帝，1846年做了储君，而后做了皇帝。他虽勤于政事，无奈个性荏苒，在内忧外患面前，只忙着割地赔款，疲于应付。他30岁便死去。5岁的儿皇帝同治登基，其母慈禧太后辅佐。却是19岁上，同治皇帝死于天花。堂兄弟光绪帝是6岁登基。现在，国人正盼着他长大，成为有所作为的一国之帝。

李鸿章在想，这个国家的皇帝命脉如此稀薄，按照汉人迷信的说法，这真的是到了国运式微、大厦将倾的时候了吗？比较而言，仿佛天佑日本，让他们迎来一个英姿勃勃的新天皇明仁。16岁的明仁在父亲孝明天皇死后登上皇位。他依靠藩地诸侯、武士，还有那些要求变革的商人组成“倒幕派”，一举结束了德川幕府闭关锁国的统治。1868年，明治天皇发布《五条誓约》，废幕府，王政复古，日本全境统一。他从京都迁都东京。这个年轻的皇帝，一上来就锐意变革。他曾经派使团到英美法德俄十二国考察近两年时间，他依靠西乡隆盛和伊藤博文等维新官员在日本国内大力推行明治维新，短短十几年光阴，日本已有崭新气象，并已跻身世界强国之列。现在日本正加紧海上军事装备，其目的谁还能看不出来。接下来，他们是要从海上对中国下手了。他真的不敢再想下去。可自己又能怎么样呢？慈禧太后最大的本事是她用了汉臣。自己作为臣子，只能顺势而为中再努一把力。即使不能挽狂澜于既然，也只是不枉活此生了。任性又反复无常的慈禧太后并不好伺候，但她对自己是信赖的，还能听进去一些建议。

这不，筹建北洋水师的奏折她还是给以允准了。但朝廷官员派别纷争，人际关系复杂，对自己谤言者大有人在。再加上办海防，搞军备都是烧钱的事情。自己早就知道清廷家底，国库告罄，且财政上一团乱账，自己必须想办法筹钱，才能将沿海之患有所防御。

想到这里，李鸿章对盛宣怀说：“政府开办的几个企业目前运转情况如何？”

盛宣怀答：“湖北煤矿总局的事务正在推进。上海织布局和上海电报局也在有条不紊进行之中。比较有收益的仍然是轮船招商局。我们和英国太古洋行订了齐价合同，两年间公司利润连续增长。”

李鸿章说：“我们办洋务要有后援要有资源。宣怀，你给我紧盯着，国之财力只能增而不能减。各种新巧之事都应尝试，以夷制夷，方为上略。”

盛宣怀停顿了一下说：“上海织布局和电报局我自己顾不过来，均让郑观应做总办。招商局与太古签订的齐价合同，也正是在郑观应协调下办成。此人是商界不可多得之才。他为人笃诚，且有报国情怀。”

李鸿章说：“你多次向我推荐此人，若国之栋梁，一定要为我所用。”

盛宣怀道：“郑观应现仍在太古，他的签约合同再有一两年就会到期，我们届时不妨把他彻底挖来。”

李鸿章知道盛宣怀不会随便推荐谁，他说谁有真材实料，不会差矣。洋务当前，困境重重，他是急需分忧解难之人哪。

李鸿章说：“一旦要办实业，就要珍惜人才，注重细节。过去说得好的人，会耍嘴皮子功夫的人会得赏识；时局变了，需要会上手去干的人。虽说朝廷上下已达共识，一切却是新事理、新规则，大家都不知如何操持。你多次向我提到郑观应，忙完这几个月，我倒是要亲眼见见这个人。”

盛宣怀说：“那是最好。”

两人又说了会儿闲话，并定下去天津的日程。

二人不日抵达天津。

1860年天津辟为通商口岸以后，西方人纷纷到这里开办租界。这是北方很少有的沿海开放城市。李鸿章把洋务运动的大本营也设在这里，而海上防务的诸多展开步骤，也在这里逐渐进行着。

这天上午，二人先去大沽口勘察前不久从英国购买的四艘舰船。

青黛色波涛汹涌的海面，溅起银白色浪花，一群群海鸥时而掠过水面，时而向高空冲去。天色晴朗，岸边赭褐色和墨蓝色礁石像宏大的艺术品，显得壮丽而精美。

在船坞处，四艘舰船整齐地排在那里。吃水的边缘仿佛绸带，露出水面的舰身闪着靛紫色光泽；桅杆耸立，远处岚烟浩渺，是望不尽的海岸线。

李鸿章和盛宣怀凝伫着。

这四艘舰船，分别命名为：镇东、镇西、镇南、镇北。取威震四方之意。

李鸿章说：“宣怀，天津海防，我唯交你才最放心。”

盛宣怀道：“明白。”

天津始于隋朝大运河开通时，是南北运河的交汇处。它明永乐二年建城，并设军事建制。这里地处华北平原北部，东临渤海，北依燕山，处在海河下游；北京城离这里很近，因此它又被称“河海要冲”、“畿辅门户”。

他们遂又走向甲板。

望着蔚蓝色海面，李鸿章又说：“除了这些舰船，我大清又向德国订购了‘定远’、‘镇远’二舰。1859年，英法联军正是在这里与我们作战；而眼下，我则在担心逐年强大，又从未放弃对我国有觊觎之心的日本。据说他们正在提出一个造舰计划。我们先做准备，日本闻我有利器，当会有所顾忌。”

盛宣怀道：“中堂大人深谋远虑。的确，海防之事无小事。”

李鸿章望着那璀璨而又孤冷地泊着的舰船，不禁打了个寒颤。建造得如此英姿华美的舰船不是仅仅供凭人们欣赏的；它一旦投入战争，海浪与血渍、残风与烟炮是它的使命。我的使命又是什么呢？

李鸿章拂了一下飘着的胡须，不禁黯然神伤。年不足60，自己却已皤白须发。青青子衿悠悠我心。我能做成什么？在这个如飘摇无定之艨艟的帝国，也只能听凭我心努力去做一切了。

海上巡视回来，盛宣怀又陪李鸿章到天津直隶总督衙门。后院里，大儿子经方，二儿子经述正在老师洪汝奎教导下潜心科举的准备。两个儿子见到父亲，很是高兴，揖拜后坐下说话。此时，李鸿章放下威严的神态，脸上流露着慈父的温恺。

是年，经方已25岁，经述也已16岁。李鸿章看着这两个英俊而挺拔的儿子，不禁暗喜。

李鸿章一直膝下不旺，40多岁时从六弟那里过继来经方，他视经方为己出。经方也的确酷肖于他。后来，经方考取功名，李鸿章没有让他到外地做官，一直留在身边帮助自己进行外交活动。经方懂五国语言，人也明理聪睿。后来，经方任出使日本大臣，出使英国大臣，并协助办理对法、对俄等事宜。辛亥革命之前，任邮政部左侍郎，1834年刚过完80大寿而逝。

经述是李鸿章的亲儿子，他却不似乃父之刚毅。经述是李鸿章的继室赵小莲所生。他是李家最宠之子，却无娇奢之气。这个喜欢在澹园写诗的公子，有多愁善感的文人气质。他对生病的母亲一直陪护床畔，母亲1892年死时，他伤心欲绝。父亲在日本被暗杀受伤，他日夜照拂；父亲临终之前，他不离片刻，是有名的大孝子。父亲1901年去世不足3个月，他也撒手人寰。享年38岁。

这都是后话。

李鸿章望着两个玉树临风的儿子，又想到不久前侧室莫氏于1876年又为自己添了三子经迈，真是喜不自禁。若是家庭喜旺和睦，自己办起外部事务，才更有干劲啊！

二儿离去。李鸿章又一次对盛宣怀说：“办军事，是为抵御外侮。弱国无外交。必须要让国家强盛，年轻人有用武之地。我们办洋务，办企业，不仅仅全是观念，而是要充盈匮空的国库，这实在是环境所逼。上海电报局已办，天津也不妨办个电报局，你意下如何？”

盛宣怀不停点头。他已有了主意，沪津二地的电报局还得找郑观应来办，才能搞起来。

四、

天刚蒙蒙亮，郑观应就早早起来坐在书房。他拆开刊印成书的《易言》。前几年，他曾将此书书稿寄给旅居香港的报人和思想家王韬，经过王韬的荐举运作，书已刊印。

当初取名《易言》，得《诗经·大雅》中“天易由言”句。多年来，自己喜欢写些札记，然后集掖成裘。

郑观应很感谢王韬这个令人敬佩的前辈。

书印出来就是比草稿显得好看。郑观应摩挲着封面，随后他翻开来看。王韬为这本书写了序和跋。郑观应为王韬对自己的理解而动容。唯韬一人懂我，便已足矣。

郑观应知道王韬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力。

王韬比自己大14岁。他是苏州人，出身书香门第。早年在上海结识了外国传教士，外文底子很好。1862年他被太平天国追杀，逃到香港。这之后，他在朋友的襄助下，漫游了英美等欧洲国家，后又游历日本。他有每天写日记的习惯，游历过后所写的游记，实际是放眼看世界，为中华维新变法提供的精神资源。1879年他的《扶桑日记》，更是揭示出日本明治维新的成功之奥义。他一直在说：“穷则变，变则通，知天下事，未有久而不变者。”王韬从1874年开始就在香港创办《循环日报》，此报以政论为主，他自任主笔，发表的都是倡导变法的言论。他与朝野上下呼唤变革者，在精神气质上一脉共通，遥相呼应。

郑观应再次翻看自己写的文章。《易言》分上下卷。上卷，他谈论的是公法、税务、商务、火车、电报、开垦、治旱、船政、筹银、监务、游历等；下卷谈的则是火器、开矿、机器、吏治、交涉、练兵、出使、廉俸、犯人。他翻开看着，自己也暗自笑了，一个从来没搞过行政吏务的人，居然关心的都是天下之事，竟然连招工、废止裹足一事也谈及了。

郑观应翻阅着自己以前所写的文字，感觉还有一些重要方面没有涉及。在更多的现实观察和亲身经历中，他发觉整治各种弊端，需有良好合宜的制度保障，光是中体西用怕是不解决根本问题。若是今后再有写作，必须要将关于政治制度改革这一章补上。面对强大敌对势力，兵战固然重要，可如何强兵？强兵本在强国，国强的基础在国富。没有商业、企业、工厂、何谈国富？而国之富，企业做大，又必须要有法律的保障，有被监督的政府。于是，问题就是这样一步步被提出来。

他想，今后若是有整块儿的时间，一定要把这个问题好好补充写出来。

一阵凉风吹过来，书页卷起。他抚平。觉得寒了，他赶紧起身加了一件皮坎肩。

他总是怕冷，冷了以后会咳喘，心憋得难受。他知道这个病根儿是在17岁那年坐下的。刚去上海的洋行当差，第二年即1859年冬，他随洋人到天津考察并且采办业务。一个刚入行的小伙计，能得到如此信任，他暗自发奋。

但是当年还太年轻，没有任何的生活常识和经验。他秋天到津，过了些日子，北方已经寒峭冷风，他没有带上足够的衣服，又不知及时添置。冷嗖嗖的天气里，大雪漫天穿着单薄衣衫去跑生意。那时，仗着年轻火旺，越冷，越觉身上燥热，越是不怕冷。这么撑了一年半载下来，先是咳嗽，随后是畏冷，心悸憋闷，肺部难受。后来，读了中医理论，才知风寒为七邪之首，再火旺葱茏的人，若是受了风寒，那是入骨的病，很麻烦的。生孩子的女人遇上风寒会当时毙命，俗称“月子风”；壮男染上风寒也是慢慢煎熬，随后要看自己有无正确的办法更改过来。若是一味错下去，当时的肺痨几乎是不治之症。

郑观应总在想，那时在天津办差，风雪交加中自己却是总在冒汗。后来才明白，越冷，人身上越燥。这是虚火上浮。就像过去农村人烧灶火，柴薪不多时，总是上浮着蓝色的虚火苗；若是柴薪旺旺的，那是闷闷实实在烧，并不起飘焰。郑观应知道自己病根在哪里坐下，他得自己把自己救过来。他后来一直说要“以不伤之本，绝其致病之源”。他绝不让自己吃生冷食物，甚至他认为人不宜时时沐浴，那样会把元气给冲跑，让风邪入骨。他当然也不吃药。在他后来所写的《中外卫生要旨》序中，他说：“世人死于病者少，死于药者多。”他很有先见性地提出“治未病”的问题。

加了坎肩，郑观应又从一个瓶子里取出醋泡生姜吃了几片。早上起床要生发阳气，吃了以后，胃暖，身上也暖，他感觉心力提了上来。随后他取出纸墨，准备给王韬写封信以表达自己谢忱之意。信只写了一半他搁笔了。今天上午太古有些事情要办，而盛宣怀昨日也托人捎来口信，说临近午时他们在招商局见一下面。他想，正好也将《易言》一书送给盛宣怀。

吃了早餐，郑观应先去太古洋行。与招商局齐价合同签了以后，太古在生意上无有任何影响。因为与清廷宫方达成的协议，反倒让太古在很多方面办事更少掣肘，更便捷了些。

郑观应和冷士唯核对了一下航运报表，又谈了一些生意上应注意的事项。冷士唯蔚蓝色眼睛里满是诚挚。外国人不装，他们对于能给自己公司带来赢利的人总是给予充分信任；干一天，就会信任一天。郑观应望着英俊飘逸的冷士唯，心想：自己得此信任，也不能辜负太古。我只要在这里干一天，就干好每一天。

聊完以后，郑观应从太古往招商局赶去。

盛宣怀已在那里等候。

“杏荪兄，让您久等了。”郑观应已经不再称盛大人，而是称盛宣怀的字，杏荪。他们之间的兄弟之谊在悄悄发展。

盛宣怀说：“快别这么说。我从天津返回上海，最先想见的当是观应兄。”

两人坐定，喝茶。郑观应拿出《易言》一书说：“杏荪兄，这是我新出的拙著，请兄多加批评指教。”

盛宣怀马上翻看。看了一会儿他说：“为兄大著，真知灼见扑面。待随后我净手梵香，好好拜读。”

郑观应和盛宣怀两个人很对脾气，很有共同语言，与他们都喜欢读书和写作有关。一手权力，一手算盘的清廷要员盛宣怀，即使在繁冗之事缠身时，仍是喜欢搜集图书，自己也阅读写作。他的写作体现在各种往来的信件、文牍奏折，也有感时慨喟的文字。日后，盛宣怀留下了《愚斋存稿》、《盛宣怀未刊信稿》、《常州先哲遗书》、《经世文续集》和《林胡曾三公奏议》等书籍。

盛宣怀特别想靠近郑观应，不仅是因为他经商的才华，可以帮助自己尚不谙熟的商道；他更看重郑观应身上既练达圆融又狷介正直的独特气质。郑观应何尝不知盛宣怀对他怀有的仿若手足的兄弟情分？他能看懂盛宣怀作为官员所做的一切，他从不干预和说破。他知道人所处的环境不同，看问题的角度也有差异，但心底和本质的东西放在那里不会改变。盛宣怀自然是他重要人际关系中的一脉；但他们之间的那种对劲儿、理解、有话可说，这在别人那里是永远找不到的。

盛宣怀道：“刚才翻书看到了王韬为兄长所写的序与跋。王韬的书我早就读过，他的观念，对如今我们所办洋务运动有方向性指引。若有机会，或者我们可以邀他在上海见面。”

郑观应道：“我正在给他写信，一定传达兄之美意。他是苏州人，早年就在上海。”

盛宣怀又道：“此次我与李中堂李大人在津，言谈话语里听到他对兄之逸群才能的肯定。他也很想找机会与兄见面相叙。他对国之栋梁，是放也不下矣。”

郑观应说：“如此蒙爱，诚惶诚恐。自是翘盼中堂大人接见。”

郑观应心里咯噔了一下。他知道，有一些事情可能会在不久的将来要发生了。不然，李鸿章不会与他这个非官非仕之人见面。一切随自然走去吧。

接着，盛宣怀又说：“此次中堂大人讲到，上海电报局已有眉目，希望在津也开办一个电报局。上海方面，全是仰赖为兄操持；天津若是着手去做，为兄经验颇丰，还得担起重任啊！”

郑观应一直主张发展电讯事业，这是国之大策。于是他说：“杏荪兄放心，此事若是开办，观应踊跃。若蒙如此信赖，岂可蹉跎。不日我即抵津。我再给兄表个态；上海和天津的电报局若无成效，赢利之前，我不取分毫薪水。”

盛宣怀知道，凡事交给他去办，自己的心不是放下大半，而是放下了全部。

盛宣怀沉默了。在一个风雨飘摇、乱局频仍的多事之秋，有郑观应相携，他心里很有底气。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西洋自鸣钟说：“时已午时，观应兄可否到我府上便餐？近时我又购得一些书籍，也想让兄指点一下有无收藏价值。”

郑观应说：“一切甚好！”

两人来到盛公馆时，盛宣怀的妾室刁氏已在门口迎候。

1878年盛宣怀的大夫人董氏去世以后，刁氏就打点主持盛府上上下下的事务。她出自青楼，却是盛宣怀非常喜欢的一个女人。当初盛宣怀见到她，就为她那妖冶妩媚却又爽朗明快的个性所吸引。她身上洋漾的活力与洒脱，是重扉深闺中的女子所不曾具备的。董夫人来自常州望族，与盛家门当户对。她矜持温婉，并为盛宣怀生了三儿三女，她是值得尊重的。而刁氏，却像猎猎的趱跑的小狐，让盛宣怀可以放下礼节客气，体验松弛、疯狂、销魂夺魄的感觉。盛宣怀外表看似严肃，内里实则是燃烧着火焰。他不顾舆论，将刁氏引入家门。董夫人去世，盛宣怀有心想将刁氏扶正，却遭族人反对。刁氏倒也无所谓名分，只要这个男人心里有她，自己早已是满心欢喜了。郑观应和盛宣怀一样都非常尊重女性。郑观应一向反对溺女，反对裹足，提倡女性教育。对待奴婢，他说：“宜待之以诚，施之以惠，结之以义，临之以庄。”

刁氏30岁上下的样子。她身段婀娜，粉面，眼神流光溢彩。她说话干脆利落，很有能耐。盛府在她操持下，秩序井然。

刁氏吩咐佣人端上饭菜，说：“郑大人，你尝尝这些本帮菜，可能与你们粤菜有些不同。都是些不登大雅之堂的小菜，不知可否入口。”

端上桌的有油焖大虾，酱溜鳝丝、红烧狮子头、糖醋烤麸、熏鱼、蚕豆炒青菜等等。另有鸭血粉丝汤。上海做菜偏甜些，吃起来却是很有味道。郑观应连声称赞。

盛宣怀拿出花雕黄酒，温好以后，刁氏先敬了郑观应便道：“我后庭还有事要做，就此告辞，望郑大人不要怪罪。”

刁氏离开，盛宣怀与郑观应对饮。郑观应说：“午时匆匆浮乱，我们浅酌一二杯便好。”

盛宣怀道：“听兄安排。我们仅是便餐，待找个充裕时间，好好再聚。”

餐毕，盛宣怀引郑观应到自己的愚斋书房。那真是一个大藏书房。盛宣怀读书，也喜欢藏书。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去书馆、旧书摊或旮旮旯旯去搜集典籍孤本，他一生拥有十余万册藏书。在他去世后，他的最小女儿盛爱颐和她的情人宋子文将6万5千册图书捐赠给在上海开办的教会学校圣约翰大学图书馆。

盛宣怀拿出自己新购的古籍书让郑观应鉴赏。他说：“我是一直想办个愚斋图书馆的。书固然由个人收藏，但终归是想让社会上更多的人读到。”

郑观应点头。

看了一会儿书，两人坐下。盛宣怀说：“李鸿章大人让我转告说，鉴于乃父及你本人在赈灾、慈善以及为国家民族贡献的赤诚之心和实绩，他已敦促广东方面将郑家事迹写进省志和县志里面，以此彰表嘉勉，并让后人为此楷模。”

郑观应闻听，应该说是意外中的必然。他知道，李中堂如此去做，自己将无可避免地要面临人生新的选择。而这选择又是无法选择。

接着盛宣怀又说：“中堂大人想约你见上一面，春天已到，待合适时日就做安排可好？”

郑观应答：“一切听杏荪兄的。”

五、

当郑观应将不再续约的报告提前拿出来的时候，冷士唯瞪大了眼睛。

他说：“郑先生，我们已经合作了十几年，做同事十分愉快。眼下，太古业务势头发展正好，不仅茶叶、丝绸和轮船行业，香港的太古糖厂也已开办。正值用人之时，我岂能答应你不再续约离开太古？”

郑观应说：“冷先生，我此次递交报告，十分汗颜，良心也早受煎熬。太古是我成长和获得收益的依峙与靠山。我一直以为太古对我是恩重如山。”

冷士唯说：“我知你有报国之心，可这么两面兼顾着，无人訾言。维持这等局面不好吗？大家都有得做，你于己于国都已问心无愧。”

郑观应说：“观应正是为此日夜焦心，夜不成寐。我本职是服务于太古，可外部的事情牵扯太多，让我无法悉数奉献。频频思量，我想，人的精力毕竟有限，顾此便会失彼。如此愧怍有加，我只能选择先缓与太古老东家的续约。但与太古的意切情深，永远不会改变。”

冷士唯道：“我不能马上答应你，你再多加斟酌；我也需与上边做个汇报。但最后定夺之前，一切维持原状，你看好吗？”

郑观应从冷士唯那儿出来，坐在自己的办公室。此时，他心绪难平。

总是要摊开来说的，他已经踌躇许久，才终于和冷士唯讲了上述这番话。讲完了，他会让自己逐渐平静下来。他如果不讲，内心的矛盾、犹豫像无数的爪子抓绕他、咬噬他。

他冲了一杯咖啡慢慢喝着。不久前的事情浮现脑海。

1881年9月，在盛宣怀的引荐下，他和李鸿章在上海吴淞口的一个官邸见了一面。这是李鸿章的有意召见。

穿着便服的李鸿章站在门口迎候郑观应。秋风中的他，显得身材昕高。他瘦削却硬朗，飘在下颌的胡须已有些花白。他那双如剑般的目光，微蹙的眉峰，透着刚毅和威严，又有着某种淡远忧伤的东西。

李鸿章用洋人的见面礼节，紧紧握着郑观应的手道：“早已闻知观应是经商奇才，盼着与君相唔。今得相见，十分快慰。”

郑观应突然有些惊诧：自己现有的区区官衔，还是捐来的。如此朝廷重臣，何以对自己如此礼数？但他从李鸿章温煦的目光中，感觉到的不是客套而是诚意。

郑观应说：“中堂大人如此褒奖观应，诚惶诚恐。大人殚精竭虑于民族社稷，实乃国之大幸。”

郑观应说的是心里话。这是个经历过战场厮杀临危不惧的男人，又是一心想让积贪积弱的中国改变的汉臣。他在险厄的环境中，用自己的政治智慧稳健地存在于清廷要员位置，并让独揽大权的慈禧太后对洋务运动不反感，这真是难得一贤臣，也是不可多得的中流砥柱。知识分子所有的呼唤呐喊以及批判，那所有写在纸上的文字，都必须有人去做，落到实处。如果仅仅满足于口头过瘾，让自己显得很道德很高大，那只是姿态而无获益。吁请是为了政府的改变，政府出台的有利于国计民生的哪怕是一纸公文，也才能将呼吁变成行动，将言论化为实践。政府中有一批肯干事、求变革的人，即使他们半推半就，也是应该欢迎和庆幸的。

这种场合，郑观应不宜多说话，他只是沉默地微笑着，这让他的脑子迅速转动着想事情。

李鸿章是安徽人，招待贵客喝的茶叶总是家乡的六安瓜片。众人坐下喝茶。

李鸿章又说：“观应先生一向目光辽远思考清晰而缜密，李某今次很想听听你对当下世界格局的看法。”

郑观应官场上的规矩还是懂的，他马上回答：“李大人富有卓识远见，观应孤陋寡闻，借此难得机会，很想当面聆听李大人的教诲。”

这个上午，秋风徐徐，空气中弥漫着白玉兰的香气。李鸿章难得坐下来谈天说地，他很有表达欲。听观应这么说，他一下子打开话闸子。

李鸿章说：“世界列强对我中华垂涎之意从未放松。只是现在我们放开很多港口，大家正集中精神做生意。上海天津等地，已有西人租界，暂时倒也相安无事。只是隔海的日本，愈强大，愈对我中华存有觊觎。目前，他们已启动国之上下建造军舰，极欲称霸海上。矛头所指应该是看得很清楚了。”李鸿章在任何场合都提请人们对日本有所防范。

郑观应道：“中堂大人目光如炬，看问题入木三分。目前的日本，国力强大，国内也有军国主义的势力在复苏。一切都不得不防。”

李鸿章频频点头。

郑观应知道朝廷要员李鸿章与左宗棠有海防与塞防之争。郑观应如今说这番话，倒不是有意恭维李鸿章，而是真切感觉目前塞外边民的叛乱不是主要威胁，反倒是邻近崛起的日本对中华帝国有着不怀好意的企图。日本是个狭长的岛国，一面靠太平洋，一面是日本海。他们资源不丰富，并且不时有火山、海啸和地震等自然灾害发生。明治维新已搞了十几年，他们对邻国中华的地大物博非常眼红。他们看不起不理性的清朝，不作为的官员，不进取的百姓。他们对中国要做什么手脚，恐怕是迟早迟晚的事情。

李鸿章接着又说：“要抵御外侮，国必强盛，否则一切都是空谈。国要强，发展经济是前提。光靠小农经济，比如只是缫丝、茶叶、瓷器等等已经落后于形势的发展；现如今，一切要向西人学习，发展大企业、大工业。轮船、电信、纺织、煤矿、冶铁以及兵器制造都要上去。办洋务、办实业，乃重中之重。要完成这些，亟需观应先生这样的人才啊！”

从李鸿章的话语中，听到的全是由衷。

李鸿章将茶盅递给郑观应，眼神里满是恳切。

盛宣怀在一旁沏茶，他不说话。看到李鸿章和郑观应相谈甚洽，他心里感到欣慰。这一次，他和李鸿章已商量不留任何余地将郑观应从太古洋行撬走。他明白得很，朝廷各级官员，有正直肯干者；却更多的是衮衮诸公，为己为利算计者多，为民为国谋划者少。他和李中堂接下来要着手开办中国历史上许多个第一，这全是筚路褴褛的硬闯，若是没有像郑观应这样有理论建树、又有在外企工作经验的人加入进去，恐怕非常难办。他何尝不知道官办企业的弊端。盛宣怀自己也明白，中堂大人对自己甚是信赖，举凡大事都要自己兼管。无奈自己乏有分身之术，哪能应付过来？与观应接触多年，深为钦佩。他若能从太古抽身而退为洋务所用，仅他一人，便胜千军万马。他的谋略安排，他所掀起的头脑风暴，足以涤荡浊污而致清扬。他若出手，官办企业才能发展起来，蒸蒸日上。况且，两人今后更多共同合作，他们之间乃手足情分之交，不存在猜忌防范，岂不快哉！

郑观应仍是微笑地听着，李鸿章又说：“国之盛运民之觉醒，是鸿章为朝廷办事的唯一目标；也是我日不甘味、夜不暖席之忧虑。我记得先师曾国藩大人1872年临终之际拉着我的手说：‘国贫不足患，唯民心涣散，则为患甚大。’其语殷殷，其情堪堪，至今历历在目。通过实业救中国，需我们共同努力。”

郑观应被李鸿章的话深深打动着。他看着这个大清重臣，多年的鏖战奔波，让他疲惫至极。朝野上下的有识之士，何尝不知清朝的积重难返。李中堂硬撑着，在无希望处努力着。清王朝至今还能维系，正赖于这些汉臣们哪！

郑观应想，李鸿章虽没明说要自己从太古撤离，但每句话都很明显地暗示他不再续约。他用的是对自己的激励，这种激将法真是一件令人犯难的、无从选择的棘手之事。在这次见面前四个月，即1881年5月，李鸿章和盛宣怀已让自己总办上海电信局和纺织局的所有事务。自己一只脚已踏入官办的企业之中了。

见面结束，他们恭送李鸿章离开过后，盛宣怀从公文包里取出了一些东西给郑观应看。这是朝廷新近的批文：鉴于郑观应及父亲郑文瑞多年善行义举，已将郑家事迹列入省志县志。郑观应两位夫人被封为一品诰命。

盛宣怀说：“观应兄，这是副本，我抄出先给你看。可见李大人对你其情之深，其盼之切。我们之间就明说了吧：此次与太古续约合同一旦到期，望能离开，彻底转向招商局。一任重担需由兄长挑起。杏荪这厢先自谢了。”

如今，随着续约合同到期的临近，郑观应终于递上了辞职报告。

这是经历反复的煎熬才下的最后决心，义无反顾，不会追悔了。

改变现状、改变民生，找到富强之路，都应该去努力，而不能袖手旁观。若是自己在经商方面还有些想法，有些心得，那么，如今正可以拿来为自己的民族企业、商业经济助一臂力。此时不为，更待何时？人不能一味批判否定，关键是要默默去干。在干的时候，说不定哪一天、哪个节点就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郑观应依然坐在太古洋行的办公室，他望着周围的一切：头顶的乳白色玻璃吊灯、墙上挂的自鸣钟，取暖用的壁炉，雕花的楠木桌椅，还有敞开的窗户伸进来的红花绿叶，都让他感到了一种留恋。在这里毕竟已经干了很多年，已经习惯了这些物品的气息和氛围。离开了，意味着从此不会再踏进这间办公室了。

他微微闭着眼睛。

和李鸿章那次谈话过后，他将自己想要离开太古投向招商局的事情给叔叔、父亲和几个兄弟说了，他们听后全不赞成，历数着种种离开的劣处，全无优长。

郑观应何尝不知离开太古面临的种种的困难？

若离开，首先是薪水减低不是小数。在太古，年薪有7000两白银，再加上自己的佣金分红，年收入最少一万两，最多甚至可以拿到五万两。此时，买一亩良田仅需6两白银。

自己要支撑一个大家族的吃穿用度，上要孝敬父执，下要养育儿女，几房妻妾也都需要不少开销。想到这里，郑观应不禁有些小激动。不久前，他自己在上海看中了一个赵姓女子。她明眸皓齿，肌肤嫩玉温香。他想把她收进郑家。前边的几个妻妾，都是从家乡找的；这次是自己动了心的，这让自己体会了一种男女间动心的情愫。妻妾还都留在澳门，他隔些日子去探望一下，赵氏他是想留在身边的。可自己也知道，多一房妻妾，自然会多一份开销。说起澳门，他又想起，在那里正在建一所郑家大屋，这是个不小的工程，他要出不菲银两。家乡人都知道他在上海当买办，挣有不少银子，平时修桥铺路他要出钱。又加上平日的赈灾善举，他要出的是大数额钱财。自己的积蓄可真是不多。

如果转投招商局，哪能再有这样稳赚不赔的收入？一旦经济见窘，一家人能跟着他喝西北风过活吗？

他突然觉得喉头发干，猛地一阵咳嗽。

他平喘了一下。实话说，他对自己的身体已经有了一份担心和恐惧。清晨躺在床上，他往往要咳上一阵。此时，他感到如此的无助、虚空和茫然，不知前路何方。旋一想到自己在太古已经有了固定的秩序，不用急惶惶干什么，只要按照规矩和章程去做，不用大动干戈仍有收入，他马上感到稳妥和安全。自己在熟悉的工作环境中，可以慢慢调养休憩。而且，太古人际关系相对简单，自己不用费神斡旋，这都会有助于身体康复。再说了，太古对自己真是迁就厚道，上次自己续约的前提条件是太古与招商局齐价，互不竞争，太古爽利答应了。自己何德何能，还要人家怎么去降尊纡贵呢？

到官办的招商局，除了情怀，几乎找不到太多优处。

工资待遇肯定要降下来。如果等待年终分红，那么多执掌权力的官老爷，能眼睁睁愿意将哗哗大把的银子分给你？他们内心肯定不会平衡。

而平时的工作能顺利展开吗？难说。

官办企业就是国家企业不是私人企业。官办，意味着大家都负责实际是大家都不负责；而私人企业是自己要为个人的身家性命负责。两相比较就可以看出谁会敷衍谁又会真心做事。官办企业，指手画脚的人多，埋头去干的人少。如果干好了，说你应该如此。这还都是好的；还有嫉贤妒能的人，在一旁的排挤谤言，让人烦不胜烦。在太古以及别的洋行，固然人家是要你来创造利润，但那里会按规章制度办事，只认个人才能不认私人关系。在官僚之地，人际关系错综复杂，谁跟谁，站在谁的队伍里，比单纯做事复杂多了。因为要争夺就那么多的利益，不辨是非者，不念昔日办事之劳者，将你踩在脚下的事情时时都会发生。自己是个不善钻营的人，习惯不了衙门作风，届时遭遇这些事情，该怎么办才好？况且自己的身体真的不适宜再创一个新业、再去劳碌奔波了。

郑观应是个对个人日常生活和命运早有规划的人，他已经将去与留、优和劣在脑子里一遍遍想清楚了。

这一次，他将面临重大抉择；而这次抉择让这个一向做事果绝的人犹疑踟蹰。许多天，他总在恍惚中。

1882年的春节，借着喜庆迎娶了赵氏。新婚之夜，他心事重重，冷落了娇羞的新娘子。这个懂事的女子在软香温衾中依偎在他的怀抱。

郑观应没有火辣辣深入红尘万丈的翻卷。他搂着她，只是向她讲起自己的家乡雍陌村，向她讲起家族的历史。郑家，原本来自中原荥阳，郑桓公，是郑氏始祖。之后，天下郑姓源流于此。郑姓中自古有“天下郑姓出荥阳”、“荥阳郑氏遍天下”的说法。到魏晋时，郑姓从中原迁徙，一支到福建，一支到广东。雍陌其名，是自己曾祖的字号，成为如今村名。

赵氏托着粉腮听郑观应讲他的雍陌村，讲那渔耕的家乡。村子南边是海，雍陌上街是用赭色条石铺成道路；而北边则是五桂山的余脉。

在本家祠堂的西边，便是自己的家。邻东便是叔父郑廷江的家。他记忆中的家，小时候，不远处那汪汪的海水在阳光下闪着涟漪；后来，海水逐渐改道，待他到上海做了买办再次回家，海水已退，露出了大片陆地。人们在这新陆地上耕种，盖房。他讲到自己家和叔叔家的祖屋前栽种的是荫香树。岭南大多在村子和门前会种榕树，郑家却不种榕树种荫香。后来郑观应听老辈人讲，榕树虽冠盖如云，巍巍峨峨，但它的地根过于表面，旁蔓之处会摇撼宅子的地基。榕树的气根浮在半空，对于有着中原文化传统的郑家来说，也不大欣赏。而荫香树，没有那么旷大笼廓，却是叶茂根深，稳固恒久。

郑观应承认自己是个半中半西的人。早早在洋行做事，懂得西方人的生活理念和价值标准；可他又是中国化的，对建功立业、封妻荫子也不会拒绝。

郑观应对赵氏幽幽地说：“忙完冗务，一定带你到岭南老家看看，住些时日。”

赵氏莞尔。

郑观应总是在记忆家乡的祖屋和老树，这好像是在为他抉择的偏向寻找某种充足理由律。

日子仍然如流水般慢慢移动着。

这一天，郑观应接到王韬的来信，说他不日途径上海，希望能见面相唔。这让郑观应喜出望外。迟滞和沉闷中，友人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他将这个讯息告诉给了盛宣怀，盛也十分欣喜。

不久，王韬来到上海。郑观应从轮船渡口接上他，一同前往事先安排好的上海北边吴淞口的一个幽静庭院居住，他和盛宣怀一道给他接风洗尘。

六、

静静的吴淞口，只听见海浪的拍打声。在一个幽深的庭院，轩窗前的蕉叶在风中浮动，洋红色美人蕉开得鲜艳夺目。

喜欢美酒的盛宣怀敬过三杯，像个迷弟一样望着虽已中年，但仍风度翩翩的江浙同乡王韬。1882年的王韬， 54岁。

郑观应喜欢沉默中微微笑着。

盛宣怀放下手中酒杯对王韬说：“看了大人的许多文章，早就想当面求教。您的远见卓识，实乃大清复兴之良药、之灯塔。今得相见，三生有幸。”

盛宣怀一向不爱显摆官衙等级，遇到他喜欢的人，他会将心里想什么就说出什么。

郑观应也说：“紫诠大人在《循坏日报》所写政论文章，每每读之，对观应启发良多。”

王韬说：“我乃书生，纸上谈兵，若要使中国走上新途，必须要靠二位在政治上、实业上的开创与建树。这是民族繁荣之根底。”

盛宣怀一旁道：“大人遍游世界，见多识广，尤其不久前游历日本，写出《扶桑游记》，我很想听先生讲讲日本崛起对中国有何影响？”

郑观应也很想听听王韬对这个敏感话题的看法。

王韬说：“明治天皇给日本民众带来了鼓舞和希望，他们现在上下一心，是最令人敬畏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有一件事不知二位听说没有。日本负责海军的官员川村纯义向皇廷提出八年的建造军舰和雷艇的计划，他们会投资将近3000万日元。为了筹得这些钱款，日本国内酿制业、烟草业都在增税而民众全无怨言。明治天皇在带头捐款，全国纷纷响应。连中小学生都省出自己的便当钱拿来捐款。该怎么解释这些事情？我们万不可掉以轻心。”

盛宣怀听得惊出一身冷汗。他言道：“先生之语，醍醐灌顶一般。李中堂大人多次说您为当今‘不世英才，胸罗万有’，并欲见面共谈要义。恳请先生回港整顿清理，然后下定返沪长居决心。我们因此也好时时相聚，聆听教诲。”

郑观应听着，深为盛宣怀求贤若渴的诚意所动。

郑观应一向关注域外之事，他知道日本30岁的明治天皇正值年富力强。当他将“大政奉还”、“王政复古”的事情办妥以后，他开始学习西方文明，发展现代工业，大力扶持民族产业，推行教育、开化以提高国民素质，更令人惊讶的是，明治天皇在周游西方一圈以后，在行政司法等敏感方面开始仿效西方，在制度上有了大胆改观。这个原本有些怯懦、经验不足的皇帝，在伊藤博文等几个臣子的培养下，开始越发有着勃勃雄心。这个研究鱼类学，并发表有十几篇论文的生物学家，他喜欢标本、喜欢黑松和菊花，也喜欢战刀和剑戟。他将过去天皇的虚权变成了实权。日本经历了十几年的维新之后，其强盛不仅在亚洲首屈一指，它甚至可以说已跻身世界强国行列。

他不禁想到中国，光绪帝仍在幼年，他才11岁，一切只能听任姨妈慈禧太后的专权。孤儿寡母的皇廷，国之不旺啊。他不禁又想到，这样虚弱的清皇权之所以还可以维持，还算慈禧太后聪明，她用了曾经的曾国藩，以及张之洞、左宗棠还有李鸿章这样呕心沥血为朝廷服务的汉臣。面对如此不堪的朝廷，这些能干的汉臣为什么没有人去想到推翻并取而代之，反倒是忠心耿耿在这千疮百孔的皇袍上修补缝缀。他们不想僭越，不想背负弑君谋逆之千古罪名，不想在成败未知时因火并而血流成河。想来，中国若是像英国那样实行君主立宪制倒不失明智的选择。1837年，不满18岁的英国少女维多利亚成为女皇。她在那个薄雾清晨登上皇位，而辅佐她的是聪明能干的首相墨尔本与议会。这样的结构，既保持皇权的形式，又有干事的人驾驭国家进程的马车，才使英国成为不落的帝国。这个帝国一直洋漾着骄傲与野心，也创造着富足与辉煌。

君主立宪的思想，后来成为郑观应考虑国家政治制度设计时的一个重要维度。

郑观应察觉自己走了神，赶紧将纷乱的思绪拽回。

听盛宣怀这么一说，王韬道：“此次一路看来，上海变化太大。尤其这一片地方，原先蒿草荒芜，如今环境幽静，草木茂盛，很适宜读书办报。”

盛宣怀知道王韬已购买了西人的活字印刷设备，赶忙接口：“紫诠大人也可以在上海开书院、办出版。变革维新，必须要有启智之人引领。”

王韬说：“民众开智富国强兵非常重要，但亟待政府能拿出实际行动。欣喜地看到现在政府已有决心办教育，办实业，发展经济；这会从根本上改变过去重农轻商的传统思路。”

郑观应听到这里，心里一动。是啊，过去士农工商，商业排在最后。眼下朝廷若是真心想要办实体，官办的靠山会更硬朗一些。无论如何，把市场经济搞起来，才能改变积弱积贫的国家形象。进入市场，会逼出人的诚信。你若是不诚信，一锤子买卖，谁还会再与你做生意？中国人，急需有进入市场的实操经验。

三人相谈甚为投缘，言不尽意，商量再找时间相聚，散去。

几天以后，郑观应一大早又来到王韬住地，他想当面求教一些问题。

空中弥漫着铅白色雾气。坐了一段洋车，郑观应提前下来散步走到王韬住处，露水将他的布鞋都打湿了。

郑观应已提前叫来几碟小菜。

郑观应说：“广东人有早茶，上海的早餐与广东不大一样。”

王韬知道他有事，于是说：“观应，我上次见你，看似颇有心事。”

郑观应说：“我正是要向前辈请教。”接着，郑观应将自己该做何种选择的疑虑告诉王韬。

王韬说：“我还是认为中国坐而论道者多，进入实操层面者少。尤其现在，难得看到政府出面办洋务，难得看到李鸿章、盛宣怀等政府官员想把实业搞上去。在中国办实业，一下子就搞民企很难成功，官督商办是当下可能做的事。”

郑观应突然想起办商业热火朝天，似乎谁都羡慕的胡雪岩。胡全面开花，办茶叶、生丝、房产、药材；还办钱庄，甚是了得。但他过于倚重的是官方背景，如今看是烈火烹油，谁知今后前景？于是郑观应问：

“紫诠大人不知是否听说过胡雪岩这个人。”

“略知一二，不甚了解，只知他的胡庆余药房很有名。”

“胡雪岩除了药庄生意，还有别的生意。这些是流通贸易并不是经济实体。他倚靠官方背景做生意。”

郑观应了解钵满盆满的胡雪岩，是当时有名的“红顶商人”。他曾经结交浙江巡抚王有龄。初入商场，有官府保护的这层关系，生意做得不错。1861年，太平军攻杭州时，胡雪岩帮左宗棠组建常捷军，从上海为他运军火，为左宗棠击败太平军出了大力。最为左宗棠信赖的是1873年，时任陕甘总督的左宗棠奉命远征新疆，8万名西征军急需800多万两银子做军饷，左宗棠向朝廷要钱。主政朝廷要务的李鸿章将钱大部投入北洋水师筹建，一时间左宗棠陷入僵局。此时，左宗棠想到胡雪岩，胡在上海向外国洋行借款1870万，由此才有了两年后左宗棠收复除伊犁之外新疆全境的功绩。

左宗棠非常感激他，说：“雪岩之功，一时无两。”后来的胡雪岩被封官二品，赏穿黄马褂。

随后，胡雪岩管理赈抚局事务，自己又开办阜康钱庄，这是一个金融平台，可以做特殊的生意。1864年的时候，胡雪岩的家产已超过千万。阜康钱庄实际是大小官僚将手中钱财存放其中的金库。胡雪岩利用贷款，吃着中间的差价。已为封疆大吏的左宗棠一生节俭，不好金钱，他对胡雪岩的做法并不敌视，睁只眼闭只眼。

郑观应不无忧虑地说：“胡雪岩的经商利用的仍是官方特权，过于高调。他走的不是兴办民族工业和商业的路子。或者，凭私人一己之力，怕也办不成真正的实业。胡雪岩的做法能否长久，令人堪忧。”

王韬说：“个人发展民族工业难之又难。观应，若是政府有心去做这件事，我们写作中人会大加支持。你长久浸润洋务，通晓商务，又能从理论上理解中国发展大势，实属难得。至于怎么选择，你就随心意走去吧。”

郑观应已听出王韬的真实心语。

王韬接着又说：“一切得有人去做。否则，中国的民族工商业很难开创，更遑论发育成熟。你的顾虑我都能懂，并且日后遇到的麻烦，可能比想象得还要多。但必须往前走。中国光靠文人的说项推不动，武力与革命也不是一个好办法。中国千万不要再流血了。每次的改朝换代，受苦和牺牲的只能是中国民众。兵丁战死，死的都是中华子弟。”

郑观应不无激动地说：“商战，为富国之本；它胜过兵战，无论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兵战。”

两人吃完早餐，又说了会儿闲话，郑观应离去。

郑观应慢慢从太古往家里搬些书籍和什物。这一天，赵氏见了，问道：“夫君，何以如此？”

郑观应知她是识理之人，便讲了自己的打算。

赵氏道：“此事非同小可，仍须细细思量。”

郑观应说：“我已思量太久，再不决断自己都要崩溃了。离开太古，其后凄惶，我已想象；到招商局，前途未卜，我亦预料。尤其雨雾阴湿天气，躺在床上，面对凄风苦雨，面对习惯的秩序，真不想改变现状。可我又得做些什么，要不然，良心不安。倘若今后我一切皆空，你与我回老家，几亩薄田，海边鱼虾，仍可度日。”

赵氏知他决心已定，劝说已无济于事，转而言道：“夫君今后无论富贵与贫贱，妾身都不会计较。只愿陪夫君身侧，日夜照拂，便是妾之所想。”

离开太古最后的期限即将到来。郑观应再次找到冷士唯说出自己的考虑。

冷士唯说：“我已知无法挽留先生。先生报国情怀，深为敬佩。以后，太古招商仍是相互帮衬的友家，我们仍然齐价共赢，不搞商斗。但在您离职之前，请您推荐一个可以接替的合适人选。我对先生无条件信任。”

郑观应经过几日思量，推荐杨桂轩接替自己的工作。

七、

郑观应站在甲板上。深蓝色的海水在阳光下显得平静而温柔，大海像巨幅的绸缎铺展出无边无际的壮美。船头尖端吃水的地方，喷涌出牡丹般盛开的浪花。光泽镀在上边，时而黛青色，时而玫红色，又时而金黄色。

郑观应望着海面上不时来往行驶的船只，大的轮船有不少是洋行的。算起来，招商局轮船公司的占有量不足五分之一的份额，如果再无规矩再无监管和完善的经营之道，我们现有的都难以维持下去，各通商口岸的船只早晚会被洋人吞占，为外人侵袭。不是人家硬要欺负你，是你自己不争气，先从内部自己搞垮自己。

郑观应到招商局已经上任了三个月。他一开始就制订了详细的规章制度，其细则条款经董事会讨论通过。按照这些办法，盈利应该是没问题。还有一个有利于招商局的前提是，他代表招商局，再一次与太古、怡和两家经营海上航运的公司订立了齐价合同。三方决定不打价格战。这对招商局实在是只赚不赔的生意。

可他看了一下三个月的账目表，发觉盈利菲薄。不对啊，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他决定随轮船出行，了解一下情况。

船在湖北汉口港停泊了，这次要将咸宁的青砖茶运往内蒙。咸宁青砖茶很有名气，是因为慈禧太后有一年腹痛难忍，她喝了几盅青砖茶以后，竟好转了。一时间，青砖茶在中外是名声大噪。这一趟生意是装上海供给汉口的货物，然后在汉口装上青砖茶，再经河南、山西、张家口等地然后到内蒙。有时航运还会去到更远处的甘肃、新疆甚至俄国，那里也有茶砖生意。

船是傍晚到汉口的。按他在太古工作时的安排，船无论何时到达，马上会有口岸工人将船上的货物卸掉然后装上新货。这段时间，船上的工作人员可以稍事休整。

郑观应等来等去，没见有人装卸货物。天已漆黑，汉口码头渔火点点，神秘诱人。船上的人一哄而散，大家嚷嚷着去到岸上喝小酒、吃热干面和武昌烤鱼。

一夜过去了，没人装卸货物。次日白天，船上的人酣睡着，大家不知哪来那么多乏困，一整天都在休息吃喝中度过。

等到天黑了，才有工人来。

直等到第二个白天，船才向目的地行驶。

郑观应这个级别的人无法劝说别人早早干活，他只是默不作声，一路观察着。

他又发现了一桩奇怪的事情。

船运靠锅炉烧煤为能源。启程时他眼见储煤不少。他去锅炉房时，看着火虽旺，却是飘的虚火，添一大铲不久，又要加煤。这实在过于耗费。十几年搞航运，什么能骗过他的眼睛。他马上看出其中的蹊跷。他知道，仅采购煤炭这一项的技巧就太大了。煤有很多品种，有的煤炭看似块状齐整，成色乌黑泛亮，却是不耐烧；有的煤炭看起来很不起眼，烧起来却是闷闷地暗自火旺，非常耐烧。采购煤炭的人，一是要有经验，能判断出煤炭质地；再就是要有良心。良心最重要。一般来说，购大宗煤炭之前，先买很少部分，将不同品种都先试烧一下做个比较，然后再做选择。谁家不买耐烧又要价格公允的煤呢？若买来一吨吨不耐烧的，一是耗金；再是风险潜伏。若是遇到长途航运，煤炭烧得快，中途告罄，岂不危机重重？郑观应想，返沪以后，一定要查查是谁在做煤炭采购，这其中原委要弄清楚，这可不是小事。

郑观应终于弄清楚几个月来盈利浅薄的原因了。

首先是轮船靠岸以后装卸货物不及时，拖拉松垮，空耗时间；一个月里光是干耗就费去七天时间不止，再就是耗煤过甚。这样算来，刨去毛利，一个月收入自然不理想。

返沪以后，他问清了谁人在做煤炭采买，果然是个有官方背景的人。这就难怪了。这是肥缺，中间有差价可赚，与官府有裙带关系的人自然就被安排担任了。煤炭供应商会瞅机会向采购者行贿。有刚直不阿者；但也有人收了人家的好处，会购买劣质煤。

郑观应毫不犹豫地辞退了此人。这个人临走时骂骂咧咧，扬言要报复郑观应。

那个被辞退的人一路叫骂着走了以后，郑观应坐在办公室一直在想一些问题。他是个举一反三、步步推论的人。他在想，这个充满怨恨的人，在恨郑观应将他辞退。可他若是继续干下去，不是造成小损而是酿成大害。如此的可怕后果，甚是谁的亲戚都不能留下来。

这里又有一问：这个有权力的人为什么会把这么没素质的人推荐进来？反过来又问：招商局仿佛一块肥肉，许多部门不都充斥着官员的亲朋好友？他们中有的人能胜任，有的则不敢恭维。倚峙权力，他们占据着位置，别人谁敢管？自己之所以敢动一些人的既得利益，是上任之初他就明确对盛宣怀说：“为保证招商局正常运转并有盈利，必须在商言商，必要时允许适时削减冗员和不合格者。”盛宣怀当即答复：“人事上一切由兄长做主。”盛宣怀真也顾不过来，许多即将开工的项目他都要跟紧。可郑观应知道，日前是李鸿章、盛宣怀给自己全力支持，别人也拿自己不能怎么样，倘若有一天李、盛二人不在主政招商局和其它部门，自己还能毫无顾忌地做事吗？恐怕很难。他不禁想到一句：宦海浮沉，深不见底。

旋而又想，几千年来中国人为什么把政治权力搞得那么厉害，似乎人人都在权力崇拜中。而1789年才建国的美利坚合众国，建国之初，设计了权力，同时又设计了将权力关在笼子里、将监督引进来的机制。他们首先确定宪法、法律，总统与平民同样在法律之下。被监督的权力者不会有渠道安插不适合某一工作领域的亲信，否则他会因犯渎职罪而遭起诉。进入某个部门工作的人，如果因为收受贿赂或因为个人应承担的责任导致部门蒙受损失，他理应被追究相关责任，要接受罚款或法律上的惩治。

但中国不是这样，权力覆盖了整个社会生活。为官者，利欲熏心，专横跋扈、为所欲为；为民者，在失意和绝望中仇恨；即使不怎么吭声的下层，也是怨恨难平。

大家都是明一套暗一套的两面人，很难看到磊落狷介者。若是磊落狷介，就只能在君子、在高人那里寻到；而普通百姓没有自然生发的良善、诚信的品质。上行下效。上梁不正，怎么可能让平头百姓终日念道德经书？如果这样，这个社会真是出大错了。中国的问题追到根子上，还是权力集中。

这个骂着出门的人不会想到自己要改过，他今后还会在怨恨中重蹈覆辙，甚至教育都很难让一个民族好起来。因为关键是看什么样的教育。像中国现在这种仅为求取功名而接受知识，这不叫教育叫灌输。现代教育是要培养有独立思考自由精神的新人。

郑观应让自己的思路收回，他接着要召开相关人员参加的会议，主要讨论货品装卸的衔接问题，一切以节省时间、提高效率为严格要求；并且要整治消极怠工者。

经过整治以后，第二季度的报表拿来看，效益很快上来了。

郑观应知道，经营管理固然重要；但在中国，更关键的是人际关系。如果只是管理，他将在太古行事的办法直接运用到招商局足够用了。洋人并不比中国人聪明，而是他们先自承认人的不聪明，承认有片面、偏仄和阴暗的人性弱点，他们搞企业时，让聪明公允的规章制度说话，制度可以管理所有人。然后兼及一个国家，也该如此。

郑观应明白在中国办不到。他的个性里边并不怯懦，但他懂得妥协，照顾全局，以退为进。

他看着报表，知道大笔的银子都会上交官方。但他认了。在官督商办的企业中，弊端再多，有总比没有强。郑观应深谙中外角逐之谜。在与外商竞争时，官办企业出面才好办，才有支撑与靠山，可以理直气壮地与他们争利。而民办企业，没有后台，谁会多看你一眼？郑观应承认自己的妥协性。他明白，体制外做事太难；而在体制内，在退让与妥协中尽可能将自己的意见和做法影响出去。人也只有在工作的状态，才能发现弊端和问题的症结，学习克服和解决，做事最重要。中国的进步无法一蹴即就，只能在点滴和缓慢中进行。

在具体实操中他又发现了新的问题。因进出口工作需要，他要和海关打交道。海关由英国人赫德任官员，这是清廷唯一任用的一个外国人做官员。这个最易于滋生贪污腐败的地方，却被外国人管理得井井有条。郑观应自然是佩服。但他发现，我们进口关税的税率太低了，完全可以再提高一些，应该重订新章，一律加征。并能逐渐收回关税自主权。

他将这件事讲给盛宣怀听，盛宣怀说：“我何尝不知外国人做海关关长，肯定是偏袒外国人，压低关税他们才有大赚。可换掉赫德由中国人担当，却无法办到。先前多少人在这个位置上自装腰包，损公肥私，监守自盗。只能维持现状了。”

郑观应只有叹气。他了解这个赫德，原来做过翻译，也曾在广州海关管理过税务。后来恭亲王欣赏他，提他做了海关总长。他上任以后，从会计、审计、人事几方面进行改革。他能认真收税交税，海关几乎无职业犯罪行为。赫德在华干到1908年，干了48年。直到去世。恭亲王对人说：“中国官员在这个岗位上几乎无人可信；相比之下，外国人呈现的报告还算可信。”

郑观应明白，一切只能退而求其次，稳住一摊儿是一摊儿。

却是话说不及，上海城内纷纷传言红透半边天的商人胡雪岩即将破产的消息。

胡雪岩在上海办了蚕丝厂，耗银2千万两。他踌蹰满志，欲以做大做强。他原本是想垄断整个蚕丝贸易，他用高价尽收国内蚕丝数百万担。谁知，欧洲的意大利生丝喜获丰收，洋商纷纷转向，不再购买胡雪岩囤积的蚕丝。一时间，胡雪岩遭遇巨大金融危机。

蚕丝堆在那里，贱卖都没人要。胡雪岩的资金链断了。

阜康钱庄门前挤满了担忧、焦虑和愤怒的人。他们争相提款兑现。胡雪岩将房产、地产和商号以低价卖掉，仍填不上这个巨大的窟窿。要命的是，阜康钱庄的很多储户，有许多不同等级官员的私钱存在这里。到了这个时候，惊恐的官员害怕自己的财产受损，将胡雪岩革职抄家的呼声甚高。

1883年，胡雪岩商号倒闭，面临抄家的险情。

非常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朝廷派抄胡雪岩家的正是左宗棠。左宗棠领命。

这时的左宗棠不知还记得他称赞胡雪岩“急公募义、勤干有为”的话，不知还记得胡雪岩为他筹集军饷，促他收复新疆成就传世大业的事情，也不知他还记得胡雪岩帮他在福建创办船务的作用。官员在保自己的乌纱帽时，只会顾忌个人得失而不会念及旧情。所谓的悲悯之心不能涉及利益。

郑观应对胡雪岩很惋惜。这个农家子弟，能奋斗到这一步实在不易。可他是太相信权力，太靠近官方了，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他靠近朝廷官员，的确做生意很便利，但权钱交易何能长久？他靠政府太近，企业又不是官办而是民企，他处在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尴尬而又悬浮的境地。一有风吹草动，他就会全军覆灭。官方很容易过河拆桥卸磨杀驴，他给赶上了。他给中国民企留下的是教训。

郑观应不由想起一句话：“君子以俭德而避难。”胡雪岩没有参透这里边的要义。

但郑观应仍有种兔死狐悲的无比寒意。胡雪岩明显遭洋人挤兑，这时的官方，如果伸手拉他一把，他兴许就度过难关活转过来。中国的私营企业总是白手起家、打拼不易，提携相助一下不好吗？

郑观应不由想起一个日本友人做生意的类似经历。

这个日本友人开了一个炼铜厂，头几年亏损惨重几乎破产。这时，政府出面了，他们先做调查研究，将其中痼弊清除；然后在资金、管理和监督方面给予帮助。几年以后这个企业赚钱了，政府放弃了对它的一切权力，交由商人董事自己去办。19世纪80年代末，日本政府将大部分企业交由私人企业家独立去办，而不干涉。

可在中国，难以说清啊。

郑观应还听说徐润也倒霉了。他去徐府看徐润。上海银根吃紧，徐润经营的房地产生意一下暴跌。他贱卖多处房产地产，几乎陷入绝境。徐润正是因为自己经营房地产，已脱离招商局。盛宣怀对郑观应之所以无比信任，正是因为郑观应没有私人经营，一门心思都放在招商局等企业。

他安慰了徐润，看徐润精神还没垮，于是放心了。

而胡雪岩却是垮了。1885年11月，胡雪岩去世，享年62岁。两个月前，左宗棠在福州去世，享年73岁。

在如此艰窘时局中，招商局年终时仍有较大赢利。郑观应上任伊始订的新规在起作用。他明确了待人用人、职责相符、赏罚分明、降低消耗、增加盈利的细则。望着可观的商业额和股票市值的大幅提高，盛宣怀十分高兴。

但在分红时，郑观应发现自己的所得并不理想。盈利的大部分要上交朝廷。李鸿章当然也急等用钱。他要办海防、办北洋水师及学堂，要真金白银才能办成。再说了，官督商办的企业，一到钱上，权力者非要分不止一杯的羹。招商局是“股份制企业”。当初开办时根本没有资金，全靠招股筹资。他们先是仿照外商以100两银子为一股。认一股，给一张票，投资者为股东。但股又分银股和身股。银股就是认购的股票，而身股就是在一线工作的人。郑观应身股银股都占，没有他的辛苦，何谈效益和赢利？

但是分红时，人们可就不这么看了。

郑观应苦笑了一下。自己早就认了，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

他对身外之物已经看淡，只要能养家糊口，维持正当开销就行。此时，他的心被远处隆隆的炮火声打乱。1883年12月，中法战争打响。

八、

过完春节，郑观应就带着赵氏前往广州。她没有来过岭南，对这里常绿的树，不败的花都很新奇。郑观应有新思想，他反对女人裹足。赵氏是个大脚女人，走路咚咚响。

郑观应安顿好赵氏，告诉她自己这一趟出远门要好长时间。他要到东南亚地区。中法战争已经打响，郑观应要做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事。这个地区与广东的风土民情接近，他情况熟悉，懂粤语也会英语，紧急情况下沟通起来会很方便。

郑观应事前已看了些材料，对中国和法国交战的缘由大致有了个了解。

这场战争，源自于对安南，也就是对越南的控制权问题。

越南早已是中国的藩属国。早在公元前三世纪越南就深受中国文化影响；汉武帝时被征管，唐代时的中文名就叫安南都护府。明清是主要朝贡国。

法国却想将越南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就像对印度做的那样。1880年，河内、海防港已驻有法国军队。越南方面请求中国的援助。我们先是派了黑旗军对法作战，然后又派正规军与法国正面交锋。中华帝国不能听任自己的藩属国随意被人欺负。

李鸿章这一次不主战而主和，他认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和沿海防御体系都不完善，还是谈判解决为好。恭亲王也是这个意见。但朝廷中有一批年轻的官吏，也称清流党，这是些优秀的学者，却无任何外交和军事经验，这些血气方刚的人站在道德优越的至高点，坚决主战。他们认为战争的胜负取决于人的勇敢与美德而非武器装备。这种声音。何时不是最响亮最动听？主战派占了上风。

战争既然已经打了起来，就不能再去辩论对错而只能前进。郑观应到了暹星、金边和新加坡，他探听军情，绘制图表。他得知中方需要船只，立刻到香港联系租船一事。

办完这些事务，抽出半天空隙，他决定去拜访一下久居香港的王韬。来之前，盛宣怀已托他给王韬捎口信，希望王韬尽快回到上海，吴淞口已经安排了房子，王韬可以办书院办书局。王韬先前已将一套活字印刷设备寄运回上海。

郑观应希望王韬尽快结束22年的流亡生活。王韬也说正想回去做些有利于洋务的文化之事。王韬对郑观应又说：“观应，你不妨找个时间再写一本书。《易言》毕竟是1870年之前的思考；近来的风云变幻更加多端，估计你会更有新体会。”

郑观应说：“紫诠大人说得正合吾意。又过去的十多年里，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无比之多，观察与思索又有新的体会。我是想忙完这些事情，找个整功夫把自己的想法梳理一遍，好好写出来。”

他们商量好，一旦郑观应将这边厢的事情办好，就和王韬一起坐轮船返回上海，路上大家也好有个照应。

从王韬住处出来，没走多远，郑观应就被几个人拦住，随后他被拘禁了。

在看守所他才知道被拘原因。

离开太古洋行时他推荐了杨桂轩接替自己的职位。谁知这个杨桂轩不仅经营不善导致太古生意做赔，损失十万余元；他还挪动公款做它用。当初太古就有明文规定，作为担保人，有义务偿还亏欠款项。郑观应在香港被拘留，直到赔款追索到手才放人。

他还遭遇了另一件烦心事。中法战争导致上海银根吃紧，上海原有78家钱庄倒闭了68家。上海织布局外放款金收不回导致亏损。郑观应已将此局总办位子交龚寿国，龚挪用公款，又诬陷郑观应经营不善导致亏空。后来郑观应只得自己垫出2万两银子才算了结此案。

太古方面他知道该如何应对。洋人办事，是希望解决问题，不会将他一直拘禁于香港。郑观应在看管下返回上海处理问题。

他再一次踏入太古的大门，心里是百感交集。1874年太古成立轮船公司，他就负责账目管理，然后做到总办的位置。十年间的人生，都在这里度过。如今却是以这样的方式重见，这是何等滋味。他不怪罪太古。各有各的规矩。你已经不是这里的人，不帮这里做事了，你留下的后遗症当然要你解决掉。

商量的结果是：郑观应在太古的所有股分悉数充库，另赔5000两白银。此事才算告一段落。他的名誉也一落千丈。

从太古出来他又去叔父家探望。叔父当年将他带到上海，实指望能职业稳定，光耀郑家门庭。叔父见到郑观应，脸色微愠，倒也没有过多责备，只是说：“在洋行一二十年都很平顺；可到了招商局的一二年里却是厄运连连。”

郑观应知道一切都是自己的选择，是咎由自取。他不想辩解什么，也不埋怨任何人。

不久，他发现自己咳得厉害，夜里无法入睡，并且便血。他的气上不来，虚弱得不行。他情知大事不好，身体要出大麻烦了。他必须要放下手头的工作，要自己救自己了。

沮丧、虚无袭击而来。他想倾诉，他给盛宣怀写信：“这么些年来真是命运坎坷。我所做的大都事与愿违。外头有上司朋友谴责，家里父兄妻子怨恨。我是进退维谷、申诉无门。如今我身败名裂，已不足以被别人驱使。我到处求别人，也难以称心如意。”

关键时刻他想到同龄的盛宣怀，他引他为知己，知他懂自己。倾诉者希望找到倾听者。

拖着病体，郑观应从上海返回澳门，在已经盖好的郑家大宅住下。他的家乡香山雍陌村距离这里才20公里，家乡很多人都在澳门做生意盖房子。

赵氏已从广州来澳门。郑观应的原配陈氏病逝，续娶了叶氏在郑家大屋守家，赵氏与她相处融洽，难得一家人有如此团聚时间。

郑观应病得很重，他常常只能躺在病床上。他让自己躺着，盖着厚被子。

他知道自己必须先摒弃掉一切念想只是躺着。先躺一段时间恢复元气。人最怕丧失元阳之气，气散了，人就没救了；气聚住了，人才有活路。

广东人很会煲汤水，他先喝一些小补的乌鸡汤、肉丝汤，里边放些黄芪、当归、党参。不多，只放一点儿；人不能一下子猛补，只能一点点补虚。

休歇了整整一个月，院子里桂花的香气传进来，他觉得有了些力气，于是走到院外散步。这个大屋有几进院落，按照岭南风格建成，屋檐和顶脊上的灰雕、瓦雕和木雕精致漂亮，门楣和立柱采用了葡萄牙风格，整体看甚是协调。屋外不远处有海。郑观应从小就与海有缘，广东、上海都有海。他想：我们都是渡海的人。

身体稍稍好一些以后，他开始看书。不再看经史子论，他找出中国古典医书来看。先看《皇帝内经素问》，弄明白了许多原理性问题。接下来他翻阅了另外的医书之后，发觉自己对东汉时期河南南阳的张仲景更感兴趣，尤其他所著《伤寒杂症论》和《金匮要略》，那句句都仿佛在针对自己医病。张仲景的医理、汤水都很有针对性，也好自己实操。张仲景多谈寒症，郑观应自己的病根正在风邪寒湿。

他在安静的书房，半偎半卧，非常投入地读着。

张仲景首先谈到：未病先防、重视正气，饮食调养、养慎处优。他又针对不同体质的人做出不同的诊治办法，大致归纳为：湿凉兼解的汗法，因势利导的吐法，缓急兼备的下法，善于调解的和法，温中回阳的温法，渐消缓散的消法，最后是虚损补益的补法。

这都是循序渐进的疗法，不能急功近利立马见效。这得有悟性的人才能体会的医道而非医技。郑观应发现，这么了不起的、更有实用智慧的张仲景没有他同时期的华佗那么有名，是因为张仲景只在民间，为平民解忧治病。东汉时张仲景曾为长沙太守，当时当地伤寒病流行，死人很多。张仲景用自己的方法救了很多人。

华佗擅长临床和外科。他在当时情况下敢做手术，实为罕见。华佗与当时权贵曹操、关羽都有交往。但后来他下场非常悲惨。曹操头痛欲裂找华佗看病。华佗主张开颅手术，曹操认为他在谋害自己，怒不可遏中将华佗杀了。从来伴君如伴虎，而张仲景则遁隐于民间，是穷人的福星。

郑观应发现，穷人得病，无钱医治，他们反倒是在汤水、草药、调息中让自己活转过来。反倒膏腴肥厚者，都有迷信补品，过度治疗的潜在心理。而朴素的医理，才治根本。大千世界，有无数公开的秘密，有的人采撷鲜花，有的人却是捡拾垃圾。这正是悟性与否的区分。他又有一个发现，张仲景是个信奉道教的人。接着，郑观应又读了许多道教的书，他感觉颇对胃口。

秋天到了，郑观应决定到广东罗浮山，那是岭南第一山，又是道教圣地。他需要较长时间的养憩、修行，把身体调过来。

临出门时，他接到盛宣怀的信，信中说他不日将来广东公干，自然要来看望一下郑兄。

盛宣怀进门的那一刻，郑观应发现他有些虚胖，脸色不好。盛宣怀告诉他：“中法战争结束，我们还是丧失了安南。英国人效仿法国，缅甸也脱离了大清。20多年的洋务没见成效，想起来心烦意乱。”

郑观应邀盛宣怀与他一起到罗浮山散散心。

罗浮山笼罩在一片宝蓝色的光晕中，空气中散发出植物花草的清芬之气。盛宣怀说：“这里果然是神仙妙境，蓬莱佳地。闻着这里的空气，胸中烦闷一扫而光。”

郑观应带着盛宣怀一路爬山，但见到处林壑优美，幽岩的缝隙细白如丝的泉水汨汨流淌。这里连绵群峰，翠障碧叠。他们先看了黄龙观，郑观应又带盛宣怀看了冲虚古观。这是不久前同治年间重修的。他们边走边停，后来又到了葛洪祠。郑观应说：“葛洪二次到罗浮山，整整修炼了36年。”

盛宣怀忙说：“兄长可不能久居罗浮，宣怀诸事都仰仗兄之相携才能办成。”

这是实话。洋务实业，只有交给郑观应去办，他才放心。

郑观应说：“杏荪兄若是有心，不妨在这里多呆几天。我的体会是，人既要有儒家出世的抱负，又要有道家的某种超脱。我不大信佛，佛的出世，彻底拒绝，我是学不来的；但道家喜生恶死的态度，会帮助我们有更好的精神状态投入日常忙绿之中。我总是惦记你。”

盛宣怀说：“兄之厚谊，我懂。我略略闲暇也与兄一起潜心修为。”可惜，盛宣怀只是说说，他没有真正这么去做。

在葛洪祠，他们喝的是煎水的紫贝天葵。水微微泛红，喝起来清甜，略带苦甘之味。郑观应说：“罗浮山盛产紫贝天葵，广东人拿它煲水当茶喝。它可以活血化瘀，清肺止咳，平时饮用，对身体很是有益。”

盛宣怀不时咳嗽。郑观应道：“杏荪兄也要注意身体了。我们年轻时过于劳顿，40岁上下就会出现病兆。我目前身体状态不堪负担，凡事只能搁下，乞请兄多见谅。”

盛宣怀嘱他好生养息：“兄安心调歇，行大措待靠后来。”

没想到郑观应在罗浮山一住就是三年。

秋风中，晶莹的雨水打在翠绿的树上。阴天昏暝的时光，郑观应的内心满是忧郁。他仍然咳嗽、便血。他对生命有着深深的恐惧，却不甘心就此完结。他还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没有做，那就是写完《盛世危言》这本书。书名早已拟就。一切看似风起云涌的盛世，却是颓垣故园，斜阳帝国。危机像一只猛兽蹲伏在暗处，伺机起身噬咬那沉迈身躯。笔记已经做了很多，若无好的身体，无法将它呼之欲出，结构成文。精元饱满的体能，才可以将这本书完写。

郑观应相信一定可以通过正确的办法让自己好起来。

每天清晨他起床后，喝一杯煮沸的泉水，以利尿清肠。然后他凝神静坐，守住丹田，调息养憩。这不是迷信，归守元阳正气，一定要静坐，什么都不想，放空自己，只是安静。一开始，他意乱神紊。不管，只是闭眼。慢慢，他呼吸平稳，感觉神在凝聚，脑子清爽多了。

山中一个道士告诉他，一定要按摩拍打，身体哪里不舒服就拍打哪里。郑观应觉得全身都不舒服，他每天坚持拍打双臂、两肩、胸腑、大腿，还有脑袋。一开始拍打，打哪儿哪儿疼。通则不疼，疼则不通。他知道这些经络都淤塞了。只有打通穴位、经络，所有的食疗、饮品才能发挥好的作用；不通的话，吃什么都白搭，会越吃越堵。

赵氏陪伴着他。她很懂事，在他想要独处时绝不烦扰他。她会做可口的餐饭；这个有悟性的年轻女子，已学会煲岭南的各种汤水。

郑观应有信心将自己调整好，他说：“我命在我不在王。”静静听从内心的人，大都可以参悟人间正道。他有时在想，自己是迷信吗？不是。他从来相信人要善良，要积阴德，为此生，也为下辈人。人不可欲求太多，人是享受不了太多的。他将财产拿去赈灾，做各种善事，是相信散财人平安。人怎么能平安？在静坐中，他可以找到让自己好起来的办法，才能获得平安。

渐渐，他的咳嗽减轻，便血也止住了。好像胃口也开了，睡眠也跟着好了。人能吃能睡了，百病都会减退。

一切都是在张仲景《伤寒论》中读出来的。

郑观应知道自己是风寒致邪而生病灶。他不会吃生冷食物。广东人那么爱冲凉，他却不会频繁沾水，身体打湿，入内风痹，肺腑都会受损。他总结了伤人体质的九个原因，并写下来：

“才所不逮困思之伤，

力所不胜强举之伤，

汲汲所欲之为伤，

久谈言多之为伤，

寝息失时之为伤，

沉醉呕吐之为伤，

饱食即卧之为伤，

跳走喘息之为伤，

勉强色欲之为伤。”

郑观应在冥思中总结，也结合身体的反应总结。他认为一切以适度为好，过饱会聚结不化，过饮会乖僻成疾；坐不宜久，躺不至于疲；寒时添衣，过热减去。

一个大思想家，不能一味谈宏观，谈天下；他要谈微观，谈个体。把自己救活的人才是有悟觉的人。所谓仁者寿绝对有其中深刻的道理。

有一天，他猛地咳嗽后，吐出了几大口青白色粘痰。他的胸口一下子轻松起来。他知道经络和肺腑已经打通，他可以进补了。

五黄六月的暑天，他嘱家人煲上一只乌鸡，里边放两根红参，珍珠粉、红枣、枸杞等食材，全是补物，并且大补。他喝下去以后非但没觉热气，反倒口舌生津。脉络通了，人就要进补了；脉络不通，补的东西都淤到河床，堵哪儿都不行，哪儿就会生肿块。后来，郑观应根据自己的体会和摸索写出了一本《中外卫生要旨》的著作。

无论春夏秋冬，只要是晴天，他都要在太阳底下晒上一个小时，让身体发汗。他要把以前积在身体里的寒冰都化解。他日渐感觉阳气回来了。他的头脑开始清醒、活跃，身体撞鹿一般，写作的冲动如神附体。

九、

纷涌的思绪如一波又一波的海潮，郑观应感觉心都要跳出来。一旦开始写作，有太多的东西可写，必须要尽快找到结构，抓住主旨，搜索材料；否则，一任这思路天马行空地飞，真会让人累死。

他提笔的刹那，近代中国的历史仿佛一幅幅画轴在面前徐徐展开。他听到的是屈辱和失败的悲情呻吟，感受到的是钝刀切割皮肤那抽搐般的疼痛。他按捺着，尽量要让自己平静。他不想做一个愤懑的诗人。情绪，或许是发泄的形式和态度，但关键是要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就如同修为，不是死受活受而在理念上解脱，如佛家那样；而是要想尽方法让自己好起来，如道家那样，恶死而乐生。中国可以有新生命，如喷薄欲出的朝霞。他坚信中国可以更好。可那阻遏中国更好的负能量在哪里？他不能说阅人无数，但的确是在接触了很多人，在多年经商的经历，他懂得了民族企业家的实况。他在与政府官员、洋务要人、失意的知识分子以及平民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已深谙世道民心。现如今，他一定要将自己听到的、看到的、思索到的写出来。他能为这个民族开一剂药方吗？不知道，一切只是听凭心的牵引。

他全书的题旨谈商道，而商道的目的正是为了“富强救国”。

仿佛一盏灯塔，照亮了在漆漆暗夜中航行的海面。

郑观应经过着困难、反复的思索：商业，是近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重要经济形式。英国人欲以打开中国的经济大门，不惜以鸦片输入的形式。随后的觊觎者，无不以军事侵略，即兵战；以及经济侵略，即商战的双重形式针对中华。我们以兵战对兵战，以商战对商战，但商战比兵战更重要。于是，他挥笔写下“习兵战不如习商战”，以“商战”的思想贯穿全书，让他终于有了一种豁然开朗。

商战，并不仅仅谈论的是经商、商道，这里面涵蕴着丰富，多元的话题，涉及的领域非常复杂。

郑观应继续写道：

“欲自强，必先致富；欲致富，必首在振工商，必先讲求学校，速立宪法，尊重道德，改良政治。”

“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打赢商战，要有工业基础，有先进的生产力、自主研发能力，不能单靠购买。铁路、轮舟、开矿、种植、制造之处，准许民间开办，无所禁止。

在轰鸣的思路中，他已经找到了结构和线索。他将循着内在逻辑，层层推进；将采取百科全书的方式，撷其中要义，分门别类进行阐释。结构想好了以后，写起来就顺畅多了。

郑观应只在白天写作。上午写上三个小时，午饭后小憩；下午再写两个小时。晚上他不再写，怕思维太活跃影响夜晚睡眠，第二天起来晕沉沉的，反而干不成事。

上午写累了他走到室外。

已经是12月下旬的冬天，风吹来时有些凛冽。他裹紧了棉袍。前几天寒流，冷了有十几天，现在太阳出来，天有些转暖了。广东的冬天比较起上海，还是好过一些。人不冷时，会想多干些活儿。这就是为什么北方人猫冬，而南方人在冬季仍然灵动奔趱的原因。在这里，冬天仍然可以写作，这为自己赢得了不少时间。

望眼远眺，阳光照在依旧葱茏的树上，山脚下开放着黄色粉色的野菊花和鸢尾花。半山腰的勒杜鹃浓郁得仿佛化不开。清冽的空气和充沛的阳光，让这三角花瓣的朵葩紫得耀眼。风刮着，吹落了一些，落在天青色的溪水中。

郑观应还从来没有这么认真地观察过这山中景致。罗浮山已经有八千万年的历史。那时的风，还是现在的风吗？他望着连绵不断的山岭，不禁感慨：这山、这树，这花，就这么兀立在自然的风中；而人，却不仅仅是自然的，他将属于历史。

冬去春来。他的写作进度在不紧不慢中有序地进行。每天都写一些，用毛笔写，不可能快。思索占据大量时间。但坚持写下去，不怕慢就怕站。

所有的经历都是素材，也是问题的缘由。

他现在纠缠于现代企业应该是官办还是商办的矛盾之中。

两次鸦片战争，难得政府下决心开办工商业。没有政府的清醒意识和舆论支持，工商业在中国很难发育。对近代企业给以尊重，对工商业的的作用重新评估，是朝野上下难得的进步。许多产业由政府控制，这可以理解。

郑观应似乎看到李鸿章在匮乏的国库面前一筹莫展的模样。政府太缺钱了，因此鼓励实体经济；草创时期的中国实体，的确十分需要强势力量政府的眷顾和提携。政府知道现代企业太重要了，他们要利用商人的财力，吸收他们的资本为国家目标服务，以此才能与西方人对抗。但政府正是认为现代企业的重要，才不愿完全放权，不愿完全交由商人去办。他们要监督和控制。

而官办和商办又是截然不同的两个概念。

官办，那是很多人负责，而很多人负责的结果是很多人谁都不去负责；而商办，是企业家的个人利益、生死攸关的命运与这个企业密切联系，他得使出全部能力和勤勉让这个企业存在和发展。官办，许多的官员都想通过权力捞上一把，为国家效力往往滑到追求一己私欲的邪路。这时，很容易混淆国家利益和官僚利益的界限。

即使是官督商办，也很难有可持续性。这种体制，“权操其上”，考核机制不透明，商人们合同期到了，其利益难有保障。并且人事关系复杂，扯皮推诿，明争暗斗；上边支持，下边拆台。

郑观应至今记得徐润到招商局后，原本的勃勃雄心变成沮丧牢骚。徐润与盛宣怀不是朋友，徐润说：“招商局官方经理有强权而无公理，何以服人？我明知不合公理，但卵石之势，又有什么办法？只能随众。”

谁都知道商人的不满，盛宣怀当然也知道。但体制就是那样。

徐润后来离开招商局选择单干，和他的心情不愉快有关。

郑观应不像徐润那样的非黑即白，他始终认为妥协是金色的。他深知中国人的危险境地。洋布、洋纱、洋花边、洋巾进入中国，女红业已凋敝失业。更多的洋货在抢占中国市场，失业者闲散无事，民不聊生。当民生为洋人所夺，这是最可怕的威胁。失业的国人，颓靡而绝望。西方人的兵战容易为人觉察；而商战，其经济侵略则让人麻木。

人家公然欺负你，你不能像个鸵鸟一样缩着脖子任人欺凌。人家强才敢这样，人家为什么强？我们的那一套天朝第一夜郎自大的观念又过时又愚蠢。“师夷制夷”，必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学技术，先进的思想文化，先进的教育理念；最后，关键是必须要学习的还是西方先进的制度。

郑观应几乎要疾呼了。他放下笔坐下来，让自己的心绪平复一下。

愤怒无用，必须与这个民族同生死共患难；批判是为了改良。在中国，不能再用暴力革命的形式去改朝换代，那样民众更加苦难重重。这就是他为什么一直欢迎政府所做的任何开明举动。

中国的商人仍是厚道的，当然也是情非所愿，迫不得已。有许多的商人越来越不想对官办的企业进行投资，不仅因为给他们的职权不够，而且所受待遇也过于苛刻。万一公司倒闭了，官方会把剩余的资产优先偿还官债，原先操股投资的商人所得寥寥。比如原来投资者200两银子股，能分到每股10两银子已经算是烧高香了。

即使如此苛刻的经商条件，商人们对官督商办的实业也不会全无感情，这就是为什么仍有商人陆续开办企业的原因。商人们并不太需要荣爵虚衔，他们需要政府具有法律效益的、对工商业的保护措施。

郑观应在想：工商业的健康发育对中国具有划时代意义。

诚信是它的灵魂。你只是坑蒙拐骗，可以得逞一时，过后谁还会沾你？而商量是它的精神。官本位是命令与服从的垂直关系；而做生意，互相商量，互利互惠才能交易。而法律则是它的保障。商人们非常担忧一夜之间官方会把自己的财富收走。只有法律才能让人放心感到安全。

但这一切，都需要一个好的政治制度。这是商业稳固基石。

中国人开始懂得放眼看世界了。1866年西人赫德和清廷要员斌椿曾经率领一个庞大的赴欧考察团以非官方的形式遍游伦敦、哥本哈根、斯德哥尔摩、布鲁塞尔、巴黎、柏林和圣彼得堡。考察团成员只看高楼大厦、电梯、煤矿、机器等技艺之事，却无人对他们的政治制度感兴趣。中国人的皇权思想已根深蒂固，没有人认为它应该变一变。如今变法，正是要有制度上的改变。

书写到最关紧处，郑观应回顾着中国的历史。华夏不乏文明的辉煌，却是何时太阳的光芒褪色了呢？莫不是权力政治导致，其结果是“藏弓烹狗、诛戮功臣、酷吏权奸、残害忠荩，数千年无辜而死者不可胜计。”

中国处在维新变法的关键时刻，这是中国人千载难逢的机遇。根据中国的历史和国情，郑观应考察了世界几种政治体制，他认为中国可以走君主立宪的议会之路。有君主之国，但权力偏上；有民主之国，但权力偏下；也有君民共生，权得其平。中国可选权得其平，君民共生之路。他分析道：美国的议院民权太重，有些误事；而法国的议院巧舌如簧者多，不免有叫嚣之风。斟酌损益适中经久者，则莫如英德两国议院之制。“有议会则捐苛禁、破障界、敦睦守、公黜陟，且借以收民心、筹捐款，国计民生两裨益。”

如此以来，四海谁能吞我？

健全而有效的国家体系的作用更大，首先要给民众以福祉，要定法律、护商业，对外有防御机能，不使外国人轻易进犯。一切，只有从人治到法治的过程才能实现。

郑观应主张关税保护政策：“凡我国所有者，轻税以广去路；我国所无者．重税以遇来源、收我权利，富我商民．酌盈剂虚，莫要如此。”

他的这些思路，一百多年后的现在仍有现实意义。

他认为中国的关税有许多不合理的地方，进口关税收得太低。当然，这里边有难言之隐。中国的海关一直由英人赫德负责。他保证着个人的清廉和门户的清廉，但他对外国商品的进口关税收得低，他毕竟是有偏向的。他能长久呆在这个重要部门而不被置换，诚如恭亲王所说，清廷官员若是负责这个肥缺，所报账目绝对无可信任。制度性贪腐，已耗损了大清的整个躯体。

凭个人道德管不了贪腐，只有制度可以把贪腐关在笼子里。

明明知道有些章法结构、制度安排很好，对民众、对国家民族很好，却又不去做呢？如果权力者摒弃个人种种私欲算计，才能摆脱长久恐惧，真正让民族复兴。

1890年的春天，《盛世危言》已接近尾声。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教育全面谈出自己的看法，让郑观应写得很累，也很酣畅淋漓。身体也调整得差不多了，他打算再好好斟酌一遍书稿。

却说这一天，他收到盛宣怀的来信。信中恳切之语扑面：“兄长，回来吧，我们的事业离不开你。”信的最后，盛宣怀说刁氏已于1889年去世。他哀恸难抑。

郑观应眼前浮现出那个干练爽朗、美丽玲珑的女子形象。盛宣怀对曾经青楼的她从不计较其阶层和地位，只要对了眼，他以爱和尊重相待。这正是他欣赏盛宣怀的一个方面。他知道盛宣怀情绪不佳。

郑观应又一次答应了盛宣怀的相邀，他收拾停当，奔赴上海。

十、

人忙起来，日子过得很快，一年又一年，岁月如梭。

郑观应穿行在煤矿、铁厂、铁路、纺织、电报等企业。他和盛宣怀联袂了，在创办中国许多个第一。他是盛宣怀创办洋务的智力提供者，又是实践者。每当一个企业干不下去了，盛宣怀就把郑观应推上前台收拾一个个烂摊子。郑观应书已写完，剩下的就是尽其所能为这个民族做些什么了。

令人兴奋的是，《盛世危言》顺利出版了。

郑观应拿着新出的书去上海吴淞口的淞隐庐去看恩师王韬。王韬1884年在盛宣怀的斡旋下回到上海。他用活字印刷办了弢园书局，1886年又主持了格致书院。

这是1894年初春，年已66岁的王韬精神矍铄。他喜不自禁。赞扬郑观应正是堪当大任者。

郑观应说：“写作此书，无不受到老师关于商力、兵力的启发。汲取魏源和您这些前辈们的智慧，才使观应拙作得以完成。”

令郑观应没有想到的是，这本书出版以后在清廷上下引起轰动。

年已23岁的光绪皇帝，对于变法充满信心。他嘱咐有关方面再加印2000册，让大小官员都读一读，以开阔思路。

朝廷要员张之洞看了这本书，评价说：“论时务之书虽多，究不及此书之统筹全局择精语详”“上而以此辅世，可为良药之方；下而以此储才，可作金针之度。”

凭着这份理解，1896年张之洞开办的汉阳铁厂遭遇经营危机时，郑观应毫不犹豫地前去帮忙解决。

这一年，是甲午年，在郑观应的上海寓所，有两个来自广东的家乡人前去拜访，一个是36岁的康有为，一个是26岁的孙逸仙。他不曾想到，不久，这两个同乡将携雷挟电，对中国的历史进程产生决定性影响。

与郑观应相熟识的朝廷要臣李鸿章非常赞赏郑观应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存在的弊端。他自己出资买了许多本书送人。他何尝不想按照郑观应已指出的那些去变革？但是几千年的痼疾难以一下子剔除，况且掣肘太多。光绪帝是个雄心勃勃的人，可无奈他始终处在慈禧太后的控制下。权势由老佛爷掌控，他能怎么办？大臣们只能顺势而为。谁能有胆识一声令下，将旧法变为新法？李鸿章觉得自己只能是个修修补补的人。谁能补天呢？

这不，眼下又出大事了。

藩属国朝鲜发来求救信号。日本正对朝鲜虎视眈眈，军舰开往海域附近。作为宗主国的清廷，不可能不管不问。正准备庆贺自己六十大寿的慈禧太后下旨取消了这次寿庆。

1894年9月17日，在黄海大东沟海域，中国的北洋水师将正面迎战日本的联合舰队。

刚一接火，我定远舰因年久失修，舰桥一下子被敌方的大炮震塌；我北洋水师殊死迎敌，管带邓世昌高喊着杀敌的口号，向日船吉野号撞去。致远舰全舰官兵252人壮烈战死。

密集的炮火，冲天的海浪，将黄海海面变成血肉模糊的腥红色水上地狱。北洋水师提督丁汝昌战死。我方五艘战舰沉毁，百分之七十的高级将领身亡。日本继续向我们退守的威海卫基地进攻。北洋水师几乎全军覆灭。

还有比这更令人痛苦和屈辱的事情。

1895年3月，李鸿章赴日谈判。李鸿章早已知道日本明治维新以后，军国势力崛起，他们逐渐制订出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第一步攻占台湾，第二部吞并朝鲜，第三步进军满蒙，第四步灭亡中国，第五步征服亚洲，称霸世界。

李鸿章唇枪舌剑，力求将中国的损失降到最低。双方无法达成协议，谈判陷入僵局。

3月24日第三轮谈判结束后，李鸿章回接引寺住所时，中途突遭日本人暗杀。此次意外事故，令日本政府强硬的态度有所缓和，我们赔偿日本人的白银由3亿万谈判减到2亿万。事后有人说，李鸿章用自己的性命为清政府省下一亿两白银。

在日本马关，停战协议签署。我们不再对朝鲜拥有藩属权力，除赔银2亿两，另外割去辽东半岛、台湾澎湖列岛。后因其它三国干预，辽东半岛未能割走。

谈判结束，李鸿章大口吐血。他发誓此生不会再踏上日本国土。弱国无外交，他已经尽力，但痛苦噬咬着，他夜夜难眠。

《中日马关条约》签署以后，国内大哗。

此时，郑观应的同乡康有为和梁启超率1300名正在北京参加科考的举子们联名上书抗议，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公车上书”。

也是这一年，郑观应的另一个同乡孙中山将一份改革的意见上书李鸿章。身心俱疲的李鸿章无暇回复递上来的这份报告，这让孙博士从此耿耿于怀，下决心以暴力革命的形式推翻这个王朝。

这一年，李鸿章被解除位居25年之久的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职务，投闲置散。李鸿章是在为大清背黑锅，他成了替罪羊。他倡导和践行的洋务被反对派诟病着。殊不知，整个世界形势已经不变，天下已被国家代替。强国的坚船利炮就是能打懵你。不仅如此，这次海战中，日本不仅有实力；他们良好的组织纪律性、先进的管理和战术，都是我们逊色的。如果要总结，本应该认识新的国际形势，纠正帝国传统的思想意识。但清廷所做的不是总结真实原因而是推诿，有一个人去承担责任这事儿就过了。甲午海战失败，不仅在理论上也在实际上是对我们一贯以来藩属制度的质疑。受到牵连的盛宣怀也请求免职，未准。不批准那就好好干着。是年10月，盛宣怀通过新任直隶总督王文韶禀奏光绪帝开设新式学堂，允准。天津北洋西学学堂成立，这就是天津大学的前身。

1897年5月27日，中国通商银行在盛宣怀的艰辛努力下在上海挂牌营业。

郑观应在为盛宣怀提供理论上的支撑。郑观应说：欲改良政治，须开办新式教育。郑观应还说我们要开办自己的银行，学会宣传自己的品牌，他最早提出开办世博会的主张。

盛宣怀对老友的许多话都能听进去。

乱世之秋，郑观应可能做的就是默默去干，以践行自己的理论主张，他要看住中国的实体经济。他帮着接过汉阳铁厂的烂摊子，又兼着粤汉铁路总董的职务。他奔走在上海、广州、汉阳等地。他不想自诩是思想家，他只是实干家。

不幸的是，曾经照亮过许多人心灵的思想家、恩师王韬于1897年5月24日，逝世于上海的城西草堂，享年69岁。王韬也是实干家，早年他曾在香港买下英华书院的木刻活字印刷设备，他自己办《循环日报》，又办出版，为中国的学术思想传播做了重要的实事。

死亡开始猝不及防而来，让郑观应心生悲伤。

吊唁会上见到盛宣怀。郑观应见他一直咳嗽，有些虚胖。

他看出他寒邪入内，又加上多年来劳心耗损，已伤肺脾五脏。若要调理，得花上很长功夫。他劝盛宣怀要注意身体，不妨随他回广东休歇一下，药汤按摩一齐治疗。

郑观应眼睛很毒，他已经可以看出一个人的病前病后及结局。他很想让这个知心朋友更健康些。他们都已年过半百，须知要倒着活。若是很老的时候人还舒服，而不是偎卧病榻，那就必须现在就将自己弄好。郑观应早已有了治未病的思路。

可盛宣怀是停不下来的。他一再说等忙完这一段，忙完这一段。可人是忙不完的。朋友之间也是无法干涉，只能听凭他自己对自己身体的觉悟。哎，只能是一人一命。他只有叹息着。

过年春节，又一个新春开始了。1898年，戊戌年。这一年，将发生许多镌刻于中国历史的大事件。

初夏的一天，广东同乡康有为来郑观应寓所拜访。不久后的6月，康有为将在北京紫禁城接受光绪皇帝的召见。他来郑观应这里，是想听听他对变法的意见。

郑观应对康有为说：“若是你要听我的意见，我一向的主张是改良，走君主立宪的制度更新之路。中国须缓慢而艰辛地进行内部更新，慢慢修宪法、遵法律、培养人的新质。人有日常惯性的麻木。关键时刻，良好的秩序和制度安排，人在惯性中会做益事而非做劣事。否则就会南辕北辙。中国社会不宜再进行血流成河、兵燹涂地的改朝换代之事了。不能像明推翻宋、清推翻明那样战乱频仍。谁都想推翻既有的取而代之，代之给中国的是什么？这值得深思。”

郑观应几乎是一口气说出了自己的看法，康有为听不听，那只能由他自己。

1898年，戊戌年，社会各阶层的力量都在暗中积蓄，如地火如岩浆。27岁的光绪皇帝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不想再当傀儡，他可以独撑政局。1898年6月，他下令发布《定国是诏》，全面支持康梁提出的激烈变法。6月16日，康有为收到光绪帝的召见。光绪帝不知能否听懂他由粤语改说的官话。但仪式感有了。

变法，变法。光绪帝任命谭嗣同等四人为军机章京，常在军机处走动。慈禧太后已感觉到威胁，她强迫光绪帝在6月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职务原来是李鸿章担当的。

变法，变法。光绪帝不知荣禄已调兵天津。慈禧太后不再能容忍这些谬逆之事。1898年9月28日，谭嗣同等六君子饮血北京菜市口。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光绪帝被囚瀛台。百日维新宣告破产。

在宦海浮沉经年的李鸿章知道康梁只是书生，纵有一腔热情却于中国现实毕竟隔膜；他知道光绪帝身边没有可以依赖的人，“无一事能实做者”，光绪信赖康梁，却是败北。

但李鸿章对变法之人则心存敬重。康梁逃亡时他写信勉励他们：“精研西学，历练才干，以待他日，效力国事。不必因现时境遇邃灰初心。”

显然可以看出书生和政治家的区分。

大口咯血的李鸿章又被推上前台。

1900年到来，新年带给人的不是欣喜而是忧愁。

英、美、法、日、俄、德、奥、意八国联军进攻北京。

1898年梅花拳拳师赵三多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一向易于煽动起民族主义情绪的人们组成“义和团”，采取了专门针对在华洋人的暴力行动。

这一下子给西方人进攻中国找到了口实。

圆明园被焚，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西逃。

1901年，咯血的李鸿章在重病中签下屈辱的《辛丑条约》。每当逢着大事，他总被拉出来。他不会扯着胸膛说请看看我的心；他只是默默承受，在别人不承担时他承担，承担万世骂名和千古误解。他不争辩。人臣无法挑选君王，唯尽力辅佐，也算实现此生的自我价值。这一年，李鸿章大口大口地吐血，滴米不尽，他胃血管破裂，死于忧愤和痛苦中。享年79岁。这一年去世的还有给英国带来荣耀与富强的维多利亚女王。

凡事都要找李鸿章商量的慈禧太后仿佛心被掏空一样，她称赞他为“再造玄黄”之人。

李鸿章谈判桌上的老对手，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闻听李鸿章之死说道：“大清帝国中唯一有能耐可和世界列强一争长短之人。”

李鸿章死后不久，梁启超写了一本《李鸿章传》，对他有着较为公允的评价。

光阴荏苒，又许多年过去了。1908年的10月，秋风萧瑟，前后相隔一天，73岁的慈禧太后和37岁的光绪皇帝相继死去。3岁的儿皇帝溥仪在其母裕隆太后的托持中继承皇位。不旺的皇廷似乎预示着帝国的凄惶。果然，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辛亥这一年，徐润去世，享年73岁。

一直拒绝暴力的郑观应看到新旧政权嬗变时，袁世凯以自己的政治智慧阻止了中国可能发生的暴力冲突。他促成南北议和，并劝说溥仪母子在平稳中交出皇权。

郑观应担忧作为清廷邮政大臣的盛宣怀。他在前景晦暝中已逃往日本。他身体已经出现问题。他在孤旅中念叨他的旧谊郑观应。他给郑观应写信：“弟因咳常咯血。这是我应该遭到的横逆吗？”接着他说他已在海边买了一块地，闲时种种菜，不愿再闻故国兴亡事。他叹息自己太孤寂了，无人可以说话。他说他希望观应兄能到东瀛来看他。这里比罗浮山不算太差。他还具体说到，郑观应到日本的旅资，都由他筹措得当。盛宣怀还说他在日本购买了许多医书，眼下正在看。

郑观应马上回信，希望他颐养安和，自己才能开心。

我们一定要相约着见面，聊以平生。郑观应在信的末尾又补充：“我写完信，上床就寝，却梦到你来我处，我们相见甚欢。补此一笔，不要给外人看。”他们之间心心念念的情谊非语言可表达。

盛宣怀又说自己喝了罗浮山的紫贝天葵煎的水很舒服，天葵快用完了，老友可帮他寄些，购资必须奉缴。

郑观应赶紧寄上。

他们都老了。一起走过那么多的路，总是互相携扶，无条件支持，男人之谊，贵在性灵。

接到盛宣怀的信他很伤感。那样一个倜傥潇洒，是君子、臣子，又是公子的盛宣怀已病恙缠身。两年前他们在国内见面，盛宣怀说：“观应兄，我们年龄相仿，肺病也一样。可你现在依旧双眼迥然，精悍悦泽，可见早些调养身体的重要性和妙要。我牵于世俗之网，现已是齿蜕发衰。可明白得太晚了。我希望与你一道沐于罗浮山的风雨间。”

可惜了，宣怀。他眼睛有些湿润了。

1912年，与袁世凯一向交好的盛宣怀回国。

正是这一年，曾经如此雄霸天下的日本明治天皇死于尿毒症，享年60岁。嘉仁天皇继位。

郑观应和盛宣怀两个老友重逢了。朝代变了，他们能干多少也就干多少了。郑观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办教育上。招商局办了公学，他一直跟在那里。两个已近耄耋之年的人，有了更多人生无常的感慨。

他们常常会约在一起喝茶。

如此骄傲的盛宣怀在1915年初重病在床。这个样子了，他还在惦记郑观应。他知郑观应清廉无欲，担心老友晚年无甚经济保障。他已不能拿笔，让儿子代为写信，他要将自己手中的股票直接赠予郑观应。并告诉他说，观应的儿子润林在招商局的工作已安排妥当。

郑观应来看他，盛宣怀说：“我们一生合作愉快，同甘共苦，是道义之交。我们共事越久，相知亦越深。”

两个皤白须发老友，泪眼凝咽，已不能语。

终于到了最后的告别时分。1916年春天，那是4月里一个梅雨淅沥的时节，盛宣怀与世长辞，享年72岁。他有太多不甘啊。他1891年续娶的庄夫人为他举办轰动全上海乃至全国的丧礼。

郑观应心如刀割。他送上朴素的挽联，寥寥数语，叙写着他与盛宣怀四十年的合作和盛宣怀的作为，他甚至没有渲染他们之间的友情：

“忆昔同办义赈，创设电报、织布、缫丝、采矿公司，共事轮船、铁厂、铁路阅四十余年，自顾两袖清风，天惭知己；

记公历任关道，升授宗丞、太理、侍郎、尚书官职，迭建善堂、医院、禅院于二三名郡，此是一生伟业，可对苍穹。”

是的，宣怀一去，观应再无知己。他们之间互通信函达1700余件。

这是两个参与到中国近代洋务运动中的人。身居高位的盛宣怀从郑观应这里寻找智力支撑，郑观应又是他意图的实操者。郑观应寄希望于中国人摆脱悲情的推诿，能将中国的事情努力去办。而盛宣怀是个有魄力、有主见的人，他们惺惺相惜。一旦言语，彼此听懂。互相能懂，世上太少。他们互相离不开也。

盛宣怀去世不久，这一年的6月16日，执掌中国的袁世凯溘然长逝。享年57岁。

朋辈甚至是晚辈都已成新鬼。人无论生前有多少喧哗繁荣；死亡，则将一切收回。死亡是最后的平等。

郑观应目睹着人世间发生的一切：一个古老的帝国在忧郁的喘息中蜕掉了她千疮百孔的皇袍。绛红色的夕阳，秋风阵阵，落叶飘逝着远去。关起门来的刹那，似是深深的迷乱和无奈。

郑观应不再去预测这个民族的未来。民智的开与窒，民心的善与恶，民生的富与贫；以及工商经济是否健康发育，宪政改革成败与否，谁都说不准了。一个民族有她自己的政治结构、经济规律；也有自己的运道和命定。他已稀疏白发，颓齿衰体，唯可做的是尽其所能办教育。他不在想什么，一切都是过眼烟云，“凡出世入世之方，治家治国之道，均不敢再说”。

1922年农历5月，郑观应躺在上海提篮桥华德路招商局公学宿舍的2楼，他已经病了一段时间，家人轮流伺候。

这一天，他说自己精神很好，让家人先回去歇息。

他的确感觉好多了。

躺在床上，他望着窗外，高大的凤凰树与合欢树拂扫着明窗，可以从窗棂看到它嫩绿的叶子和开放的花朵。天空湛蓝而清爽，这是南方很美的季节。他却是无法再去欣赏外边的风景了。

往事在急邃中浮现。这80年，自己究竟做了什么？

郑观应闭着眼睛在想，自己或许不是一个在天穹罅漏与坍崩时炼石补天的女娲，也不是总在批判与否定中拼搏性命怒触不周山的共工；若是定义，自己可能是个不停歇抬土搬石填海的精卫。填海的工程行行复行行，知道海浪冲垮一块，海岬就会减少一角。在风雨飘摇的颓垣之处，没有人是一座孤岛，我们所有人都充满危险。多少艰辛劳作，总会被一波波巨浪冲毁，却绝不会放弃造出新大陆的希望。

他似乎感觉一阵飓风中海浪吞没了周身。在清空般的飞扬里，海岸线渐渐消失，珊瑚与水母，游鱼与贝壳成了紧密而温柔的簇拥。

郑观应，一代思想家、实业家、教育家，永远闭上眼睛。享年80岁。

他的遗骸先被扶厝在广东人筹办公务的广肇公所，随后迁葬广东故里。